“文革”期间经历选片风波

　　“文化大革命”初期，宋庆龄只是在家中偶尔看几部新闻纪录片，甚至国产片也难得看。当时钓鱼台放映厅有近百部电影片，但是都由江青一个人霸占着，没有她同意谁也不敢拿出去看。宋庆龄秘书张珏曾打电话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告诉他们说首长想看一些电影，并列了一个片名目录。办事组的电话组负责人李传俊接电后把电话记录交给江青，结果江青说给几部就行了。后来李传俊看到单子上大部分都被删了，只剩下五六部。

　　有一段时间，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中国先后引进了美国的《巴顿将军》，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美日合拍的《虎、虎、虎》以及欧洲和北非国家的一些影片。在周总理细心周密的安排下，进口电影首先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放映，让中央首长先看，然后逐步转为机关内部看。

　　这些影片宋庆龄大多看过。1970年10月1日，宋庆龄在天安门参加国庆庆典时，西哈努克亲王夫人告诉宋庆龄，他们送了一部由他们夫妇二人合拍的电影《柬埔寨》的拷贝给中国。周总理于是说：“副主席愿看可以随时取来看，还可看点日本电影。”不久，宋庆龄在看了《柬埔寨》后评价说艺术不错，亦很轻松。在看《山本五十六》时，她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警卫秘书杜述周同她说话把她吓了一跳，打了个冷战。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也许是尼克松访华勾起了她对美国的怀念。2月5日，她关照警卫秘书杜述周去找些电影目录，尤其“找些外国电影为好”，找来后由她自己挑选。杜述周于是四处打听，还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帮忙，最终从国务院文化组得到两本目录，又从电视台找到了11个电视剧的目录。2月8日，宋庆龄直接向杜述周提出要看《尼克松小传》。为了取《尼克松小传》，杜述周在电视台和外交部来回跑，但是双方互相推诿，杜最后还是从国务院文化组取来了《尼克松小传》的胶片。近一个星期的联系结果是只有《中国近代史》《巴顿将军》《罗马之战》《冲绳决战》等影片可看。宋得知后很生气，告诉杜述周说不看电影了，结果《尼克松小传》还没看就送还了。杜述周立即向国管局汇报，国管局领导随即上门探视，但宋拒不接见。

　　国管局从此对宋庆龄看电影之事算是重视起来，但是要胶片事还是远没有“文革”前那样顺利，加上宋庆龄那几年病痛缠身，她很少看电影。转眼到了1974年，宋庆龄的病痛问题暂时缓解，杜述周再次将要片子很困难的情况报告给了国管局领导。于是，这一年开始，情况有了质的变化。1974年，宋庆龄看的电影从一年几部猛增至20余部，其中大多是美国三四十年代的影片，也有苏、日影片和国产片，她不用再靠看新闻纪录片过瘾了。当时负责为中央领导人看电影做现场翻译的戴光晰回忆说：“她在自己的寓所看任何语言的影片都不需要翻译，而且从下午四点一直看到午夜一两点，一口气看四五部影片”。

　　70年代后期，在影片进口方面，开始有大量外国乌七八糟的东西进来，宋庆龄对此很感不安。虽然她不是那种拘谨古板的人，但是有一次在她家里放映的一部影片使她忍不住发火，她写信告诉爱泼斯坦：“这部片子……实在太坏了……叫什么‘纽约、巴黎及东京之夜’……那种不像话的脱衣舞之类的玩意。我真想站起来走掉，可是我找不到扶我走路的那个人，只好坐着不动……我真懊丧得要命，居然在我家里放这种东西给（两位客人）看。”

　　1981年3月6日，宋庆龄寓所为庆祝三八妇女节放映电影，这是宋庆龄在世时的最后一次。宋庆龄因为正在发高烧并没有下楼看，但她事先已经警告工作人员：“不要放光屁股的影片。”

　　为中国电影“百花齐放”出力

　　宋庆龄不仅爱看电影，而且对电影事业也十分感兴趣。1917年2月19日，她在给日本电影业先驱梅屋庄吉的夫人德子的信中说：“如果我自己能有一笔钱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们合作经营电影业，因为电影是实施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手段，我们可以通过影片让人们看到上海及其美丽的郊区。”

　　宋庆龄并没有如愿经营过电影事业，但她始终关注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并予以积极支持。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国庆十周年献礼片《风暴》上演。这是一部优秀的电影，讲述的是共产党员林祥谦等人誓死反抗吴佩孚军阀统治，组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故事。该片在拍摄过程中，力求画面逼真的金山导演一定要在影片中使用吴佩孚用过的沙发，摄制组人员连夜翻阅史料后发现吴佩孚的沙发在建国初被安排到了宋庆龄在北京方巾巷的寓所。他们于是找到方巾巷宋庆龄家，经电话请示，宋庆龄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之后，摄制组为了解决片中英国大使馆的布景问题，再次“得寸进尺”地去宋家借大吊灯，这次又要拆卸又要安装，动静很大，但是宋庆龄依然十分痛快地答应了。宋庆龄如此慷慨无私的全力支持，使摄制组工作人员心里充满了敬佩和感动，他们说：“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是绝不会有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效果的。”

　　宋庆龄希望中国能够多拍电影，拍好电影，也希望海外能够拍摄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情况的影片。1974年5月10日，曾经在日本侵华期间给予保卫中国同盟以高度支持的美籍华人李兆焕来华探视宋庆龄，在宋家茶叙时，他主动提出愿意给宋庆龄提供任何的帮助。宋庆龄不假思索便答道：“我喜欢看到一部有关中国的好电影。”李于是主动提出可提供资金并挑选技术人员来这里拍电影。但是随即就有人告诉宋庆龄她侵入了江青的禁地，并劝她不要去激怒江青。宋庆龄对此很是不满，在给老朋友陈翰笙写信告知此事时一连用了数个惊叹号。

　　“文革”结束后，中国文艺领域再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不过电影业一开始并没有太大起色，宋庆龄常常哀叹中国在电影制造业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工作。1979年6月20日，她在给友人伍郑镜宇的信中写道：“我们电影拍得很少，一年只拍5部，但印度是196部！这真是一个挑战！但是质量还是高于一切的。”这一年，电影《小花》横空出世，其内容和形式均使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对这部划时代影片的产生，宋庆龄也是帮了忙的。《小花》中葛存壮饰演的反面角色有一个特写镜头——在桌前看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这是一部禁书，北京电影制片厂资料室没有，北京图书馆拒绝外借，街上更买不到。摄制组便让当时也在《小花》组演戏的宋庆龄警卫秘书之女隋永清去找宋庆龄要借书证，以宋的名义去借。当隋永清告诉宋庆龄时，宋庆龄明确表示了反对：“那是一本很坏的书，你们借它做啥子用？”隋讲明原委后，宋才表示同意。但在她把借书证交到隋手里时，仍然表示了高度的原则性：“你可以给摄制组去借，但我现在必须讲明，谁也不能看。你首先不能看。借来后直接拿到摄制组。从头至尾要由你保管，不能转手他人。拍完，立刻还到北图去……”隋永清拿着宋庆龄的借书证到北图顺利地借到了这本书，葛存壮这一镜头一拍完，剧组立即派车送隋永清还书给北图。北图收到书后还专门给宋打了电话，询问首长对他们的服务是否满意。宋庆龄对他们的工作表示了感谢。

　　1980年，中断了17年之久的电影“百花奖”重新恢复评奖，《小花》一连获得数奖——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演员奖（陈冲）、最佳摄影奖和最佳音乐奖。在《大众电影》举办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活动时，宋庆龄对此十分关注，向当时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询问评奖情况，并问他所有得奖影片是不是都看过了。宋庆龄说，她只看过少数一两部，没有全看，但认为中国电影进步很快、很好，形式和内容都较新颖。在授奖活动过程中，宋庆龄特意派人为授奖大会送去了贺词，她在贺词上写道：“热烈祝贺中国影坛百花盛开。”

　　(作者为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摘自《世纪》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