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的《繁花》是一部好读且十分耐读的长篇佳作。

　　我读《繁花》，感觉就像是被他领着重新又逛了一遍上海的淮海路和南京路，以及苏州河的两边沿岸。我们是同龄人，所以对这部小说描写的从“文革”至“改革”这样一个历史时段的“弄堂生活场景”可以说是记忆犹新又倍感亲切。而这部小说最突出的地方，在我看来也就在于金宇澄具备着，将动态的“生活场景”像“电影镜头”般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的写作功力。

　　比如，他写小毛到楼下弄堂理发店里剃头一段。理发店师傅见到小毛，第一句打招呼的简简单单的苏北话“家来了”，不仅交待出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又为之后叫小毛到老虎灶“泡开水”、“生煤球炉子”等情节发展作了充分铺垫。而且对比后面甫师太叫“乖囡”的“苏白”话。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带着地方口音的“社交用语”更重要的是能够揭示当年上海市民生活用语中，随着职业身份、生活阶层、以及居住区域环境的不同，而隐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当年的上海人只要一开口说话，听你口音，你的职业身份、家庭背景、生活阶层、以及居住区域环境大体都能猜得到。如果不深入了解上海人这样一些鲜明的时代社会特点，你就很难将当年上海市民生活场景原汁原味地表现出来。如今的上海人说话，已远不如当年那么地丰富和特点鲜明。《繁花》在这方面的传神表现比不胫而走的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斯文了许多，且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部小说里的许多故事情节，不是用惯常的一个“讲述者”来直接叙述，而是通过小说里的多个人物角色“间接地”讲述出来的。有时还加入了一些听话者的插科打诨。这样一来，叙述的技术难度相对提高，但大大增加了叙述的动态和现场感。由此，被评论家称誉为这部小说的“我讲你讲他讲”多声部交响式文本构成难得一见。

　　的确，仔细研究《繁花》的多声部交响式“叙事”，十分类似于我们小时候玩过的“万花筒”。一个由六面镜子做成的圆柱体长筒中，放进各种形状的五颜六色的碎玻璃，随着你的手不停地转动，圆柱体长筒中各种形状的五颜六色碎玻璃经过镜子的折射，便呈现出千变万化、各形各色的美丽图案。《繁花》里的所有生活细节、人物场景、以及故事情节，就如同碎玻璃经由镜子的折射，波澜不惊地，张弛有度地，铺陈出林林总总、五光十色的人生百态：

　　无论是“文革”中原来居住在“花园洋房”里的阿宝一家，被“扫地出门”搬到“两万户”，还是与阿宝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蓓蒂和婆婆的失踪，使阿宝留下终身遗憾；也无论沪生的父母是军队干部，出身与阿宝完全不同，也尽管时代风云变幻无常，但从小玩大的朋友，还是可以彼此掏心掏肺地结交一生。我特别赞同这部小说中对“文革”的处理，不把视角放在揪斗“走资派”方面，而是放在“抄家”“除四旧”这样完全无视人类文明的方面。“文革”的这方面是和历史上打“家”劫“舍”那种暴力一脉相承的，都因为打着“造反有理”、“革命”和“继续革命”的旗号而披上了一层极为可怕的“正当性”外衣，深深迷惑着民众跟着凑热闹。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大都是“文革”的旁观者，但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的深入反思却完全没有理由停止。

　　也无论是“改革”以后康总和梅瑞的高雅“调情”，还是小毛和银凤的低俗“偷情”；也无论是白领汪小姐为养小囡结婚，离婚，假结婚；还是饭店老板娘李李的海外曲折离奇经历和最后出家为尼的命运归宿，无一不充分体现了当年人们，长期被压抑和禁锢的日常生活饮食男女的基本人性复苏，无一不深刻记录下上海市民生活的时代性变化。

　　也无论是被大时代所裹挟下的芸芸众生的无奈命运，还是时代弄潮儿们生龙活虎的人生搏斗，平凡和精彩一样都是活着，各有千秋而已；也无论历史该由“英雄”来写，还是由“农民”来写，谁又能说，哪一个生命个体的陨落，不该得到充分尊重？谁又能说，哪一出人生的谢幕，不该赢得热烈鼓掌？我由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