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轼《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各有其趣。

　　《喜雨亭记》，就亭之命名分写、合写、虚写、实写，写得淋漓而荡漾,但在轻松的“假设”里却道出了社会现实：“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看来，东坡先生深知社会的安定植根于经济的富足，在无麦无禾，野有饿殍的岁月里，哪里还有什么“形势”和“安定”？

　　《凌虚台记》谈兴废成毁，使人有一切皆空之叹。但东坡毕竟旷达，犹如在前后《赤壁赋》中，尽管惆怅至于虚无，依然情怀开朗。《超然台记》论人与物的关系，透辟入理：“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所以为人务必游于物外，方能历坎坷如履平坦。然而，这岂是容易做到的？

　　《放鹤亭记》谈“隐居之乐”，论酒，论鹤，左右逢源。其实，鹤，禽而已，并不“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而酒，也非“荒惑败乱”的恶物。只是历来将鹤视为清高的象征，而酒能误事之故。至于隐士，往往爱鹤，如林和靖之以鹤为子，而且杭州至今还存留有放鹤亭，虽非苏轼所记之亭，但意思是一样的。我只是想，如果人真能像鹤那样，倒是幸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