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至今已有一个甲子了。我虽然只有两年多的馆龄，与文史馆的关系却始于三十年前，因为我的母亲邓珂云曾经是“文革”后第一批入馆的馆员。

　　母亲的一生平凡而坎坷。年轻时，她满怀一腔热血，走上抗日战争的前线，跟随我父亲，成了一名当时并不多见的战地女记者。与父亲一起率先报道了台儿庄战役的大捷。战时生下我和弟妹后，为了让父亲继续随军做好战时报道，她独自照料三个孩子，在日军的轰炸中带着我们颠沛流离，并挺过了在流行的传染病中失去小女儿的打击。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为支持父亲在海外从事祖国统一的工作，她又在上海，忍辱负重，默默接受了二十二年夫妻两地分离的生活，挑起了照顾我的祖母和外公外婆，并把我和两个弟弟培养成人的重担。母亲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冲击，苦难中，她又失去了清华毕业的大儿子……

　　1978年，她成了文史馆馆员，她把这看成是一生的最高褒奖，是国家对她默默奉献的肯定。这以后，文史馆成了她最高兴去的地方，她积极参加馆里组织的学习和各项活动，结交了很多好朋友，她不再觉得孤独。在那些活动中留下的照片里，她脸上绽开的笑容是最由衷最灿烂的。

　　母亲于1991年去世。没想到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文史馆馆员。母亲生前的好友，有的仍旧健在，我把他们当长辈一样地尊敬。很多馆里的工作人员，母亲在世时我就和他们熟悉，走进馆里，我像回到了家一样。

　　文史馆汇聚了文化界方方面面的人才，让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文化界的前辈。走进文史馆，就像走进了一所新的学校。文史馆也是一个让我退休下来发挥余热的地方。让我有机会对上海的文化建设出一份力。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记得去年，我曾写了一份文化建设方面的建言，其中一些自以为比较尖锐的话，在座谈会上发言时，我没敢说出来；不料，我的发言稿已送到那天到会的副市长赵雯手里，她在最后讲话时，把我写了却没说的话全都代我说出来了。

　　我母亲那时在馆里，经常有去外地参观访问的机会，回家后总会很兴奋地谈她的见闻。现在文史馆的条件更好了，有了走出国门、与国外文化界交流的机会。去年11月，我也有机会去到意大利佛罗伦萨，访问了《即兴戏剧创作联盟》的同行们。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了这一种在西方颇为流行的新型舞台表演形式———即兴戏剧：没有剧本，没有导演，没有演出前的排练，根据临时定的命题，或者是观众临时出的题目，演员们只作几分钟的准备，确定环境、人物身份和规定情境，就上台即兴表演，像做即兴小品一样。甚至可以几组演员PK。这对演员是很大的考验，也很受观众喜欢。对我这个干了一辈子演员的人来说，这完全是很新鲜的事，非常开眼界。在法国的文化小城亚眠，我们还参观了那里的文化中心，这个只有15万居民的城市，文化中心里竟然每年举办国际艺术节，邀请各国的音乐、舞蹈、戏剧团体去演出。

　　文史馆的气氛是宽松的、活跃的。今年3月8日，馆里为女馆员举行了妇女节联欢会，在会上，我为大家朗诵了《不老歌》。在几位百岁以上的馆员面前，六七十岁的我们，还真是小妹妹呢！

　　十日谈

　　文史馆春秋　

　　寿星相聚，有说不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