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目光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的又是另一幅景象：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性目前还不是大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内需保持强劲，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加强。自201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超过了百分之五十，这其中中国经济的引领作用相当明显。在发达国家身陷经济泥沼的对比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诸多亮点更显珍贵，总体上看，全球经济在短期中仍将延续“南高北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将继续强于发达国家。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处在大萧条以来最危险的边缘，各国在空前的挑战面前容易达成共识，开始采取协同刺激经济的政策，并增加了IMF的资金资源，修补现存金融体系的漏洞。发达国家为市场重塑信心，纷纷采取了应急措施，各大央行实施了大规模的持续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先后进行了四轮形式各异的量化宽松操作，欧元区启动了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和无限量购债计划（OMT），英国推出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日本更是不断扩大资产购买计划的规模，并以“安倍经济学”为指导无限制地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必将引起全球金融的进一步失衡。

　　据彭博数据统计，2013年6月新兴市场的国际资金出现全面流出，包括泰国、印尼、菲律宾、印度、韩国等国家，国际资本流出规模是近一年最为严重的一个月，有些国家甚至超过2011年四季度第二轮欧债危机时的流出规模。新兴国家资本市场在外来资金纷纷出逃的背景下，引发了国内资金的蜂拥行为，上演了另一版本的“踩踏事件”。

　　究其原因，近年来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主要来自外生的推动，而非内生的拉动，一旦外部流动性紧缩，这种类型的资本流入很容易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引发货币危机。因此，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滞甚至逆转对于资本流入国而言是特别需要防范的。美联储很委屈，推行量化宽松大家不满意，退出量化宽松大家仍然不满意。不公开政策意图大家不满意，这次公开了政策意图，并给了市场充分的预期，结果还是引发了“蝴蝶效应”。面对政策的外溢效应，该如何是从？新兴市场国家也很无奈，资本蜂拥流入催生泡沫，资本无序外逃引发危机。面对资本流动、资本账户开放，该如何是从？

　　全球经济如要实现强劲的、可持续的发展，首当其冲地要打破过去那种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新兴国家生产而发达国家消费的格局。要改变新兴国家过度储蓄而消费不足的情况，新兴国家加大社会福利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完善金融体系也能对外部冲击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而发达国家需要通过结构改革和供给创新以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提升，依靠货币的宽松可以缓解一时之痛，但治标不治本，长期使用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全球金融体系的加速变革与全球金融的再平衡势在必行。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体系进入了一个加速变革的新时期，主要包括：以提升成员国份额和扩大基本投票权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以增资计划和提升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为主要内容的世界银行改革、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并牵头制定一系列新规则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以及G20推动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包括流动性管理、资本流动、影子银行、金融风险管控等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非一国政策当局力所能及，因此，全球金融治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全球金融治理是在保留现有各国政府管理机制和自主权的基础上，加强彼此的沟通和协调，以解决一些共同面临的金融问题。未来世界经济要想有更加均衡和持续的发展，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需要在全球金融治理方面进一步协调和探索，减少摩擦、加强合作，进而实现利益共享。在这方面，G20曾在协调各国实施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确保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着机制转型，即如何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变为世界经济的长效治理机制。全球金融的新平衡任重道远，改革是痛苦的，但前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