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最初的玩伴
妈妈的卧室门每晚总开着,为的是听我们房间里的动静。我们兄妹在北京都患过百日咳,虽然早已痊愈,但一听到小孩儿咳嗽,妈妈就会起身过来看看。她有一个扁扁的体温表,有怀疑就给我们试试。若超过正常温度,先给吃药,后按上床,体温正常后才能下地。我的同学们感冒发烧后都在家里休息一两天。我妈妈不这样,只要好了就让上学去,从来不娇惯孩子。妈妈很少有吻我、抱我的亲昵举动,也几乎没和我们玩过。说实在的,我挺怕她的,我们家里是严母、慈父。
妈妈的“法律”虽严,但在我们上幼稚园的阶段,还是让我们有很多玩的时间的。
我们楼下住进来一家英国人,姓梭特,有一个男孩儿叫迈克,比我哥哥小一点儿,比我大一点儿。西边那幢楼也住了一家英国人,有一个男孩儿叫肯尼斯,比我哥哥大两岁。放学后,他们三个一起玩。没有女孩儿,我也只好跟着他们。他们爬树,我上不去。他们爬导水管子翻上护坡,我也上不去,一转眼他们就跑得不见踪影了,我只好哭着回家。有一次,他们在迈克家的厨房里抓了许多豌豆出来,往耳朵里塞,给我塞得最多,我也不敢反抗。到家被袁妈发现了,婆婆拿了耳挖子来掏。他们塞得少,一会儿就掏净了,一窝蜂地又跑出去玩了,而我被揪着耳朵掏得眼泪直流。
还有一次,我跟着他们跑,过了一个小沟,他们一伸腿都跃过去跑了。我不敢跳,下到沟底滑倒,滚了一身黏黏的绿苔,哭咧咧地回去。刘妈生气,说我:“一个丫头片子,成天跟臭小子们疯。看,弄这一身又脏又臭!再一回,我也不管你了!”说归说,刘妈还是给我换、给我洗。尤其是肯尼斯,看见我来,就拿大拇指顶在鼻尖上,扇动另四个指头,做那英国式的鬼脸,还管我叫“Tell”,说我爱告状,还笑话我不会站着撒尿,害得我尿湿了裤子。我顶恨他。他还特爱到我家来,来了就直奔厨房,伸手就抓菜吃,撵都撵不走。后来袁妈发明了
一个办法,他一来厨房,袁妈就解开衣襟,露出干瘪的长奶,他就夺门而逃了。肯尼斯的妈妈也打他,用鸡毛掸子抽他的屁股。他两手护着腚,哭着朝外跑。我看见真解气、真痛快!
肯尼斯家住了一两年就搬走了,迈克家一直住到香港沦陷。长大一点儿后,我就和迈克玩得少了,因为他一句中国话都不懂,我只能跟他连说带比画。而哥哥跟他交流则无障碍。梭特先生有电影放映机,我们常去他家看动画片。圣诞节他家有圣诞树,梭特先生也送小礼物给我们。迈克的妈妈死得早,我家人也都怜惜他,常让他上楼来玩。他去澳大利亚前,还送我一只瓷小狗作纪念。
哥哥若不和迈克玩也和我玩,但是有条件的,玩一回洋娃娃,就得玩一回枪。有时我们也下棋,多半是以和平开始,以战争告终。打架的原因往往是我惹的,而我从未打赢过。
哥哥在北京已上了幼稚园,到香港继续上中班。我一个人在家,妈妈就教我识字。因为“左”字和“右”字老分不清,急脾气的妈妈就拧我。这下可好,一见她拿出字片来,我就紧张发怵,更分不清了。妈妈说,我哥哥识字只教一遍就记住了,少有像我这样笨的。
第二年,我也上幼稚园,没见过这么多生人,又不懂广东话,死赖在哥哥班上。老师宽容了我两天,第三天,用武力将我挟到了小班,挣扎哭喊都不起作用,只好屈服。没过几天,我就完全适应,话也懂了,也就开始不安分了:揪人家小辫子,抢人家小手帕,招这个惹那个,被老师列为“不乖”之类。课间休息,乖的睡在桌上,不乖的睡在地砖上。谁若从桌上向下看我,我就向她做肯尼斯的那种鬼脸,还伸拳头示威;谁若告诉老师,我就说她是“Tell”,还伸出小拇指气她。
在幼稚园,老师常带我们到校园里上课或做游戏,每人给一张小席子坐。为了分辨席子的正反面,我问了许多遍还是不得要领。老师没办法,只好说“你随便坐吧”。学跑跳步,同学们一看就会了,我练了好几天才会。老师说,我是太肥之故。后来学算术,我更是一窍不通,特别是文字题。老师念完题后问大家,同学们就齐声回答“加法”或“减法”,我就赶快记在题目头上,否则我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