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梅

　　人的一生中，需要多少次毕业？怀念是要等到岁月积累之后。处在当下的年轻，是不会毕业的青春。等你读完上世纪父辈们的毕业留言，趟过时间的河，你就会明白。——摘自2014年6期《中国周刊》 

　　小学毕业的记忆，是摘掉了胸前的红领巾；初中毕业的记忆，是暗自惜别了小小萌动的异性相吸；高中毕业的记忆，是疯狂撕碎了厚厚的高考习题；大学毕业的记忆，是在火车站一次又一次泪别了来自四面八方又回到四面八方的同学。对很多人来说，还会有很多毕业：研究生、博士生、EMBA、培训班、进修班……有些人还经常将一些特别经历的完结当做一次毕业：艰苦的奋斗、曲折的创业、火热的从军、刺骨的恋爱……或者，深陷一次身不由己的社会运动。无论如何，每一次毕业，都是一次人生的成长。无论如何，每一次毕业，都是一次命运的流转。无论如何，每一次毕业，都会留下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 

　　又是一年的夏日，又到了毕业的季节。正在毕业的，赶快呼唤同窗好友，写下离别的赠言。那也许是你能够听到的最纯净的真话。已经毕业的，翻开发黄的留言簿，追忆曾经的如水韶华。那肯定是你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年代。 

　　时代不该忘记他们

　　“祖国需要矿，我们就上山去找。” 

　　——上海同济大学天文大地测量系1960届毕业生松老先生毕业赠照后面的留言 

　　松老先生这一代人，是唱着《毕业歌》告别校园的。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高亢之歌，创作于1934年，却一直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莘莘学子。“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这样的旋律和歌词，松老先生至今耳熟能详。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王蒙的这段《青春万岁》，是松老先生这一代人的内心写照。“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几乎是他们分手时异口同声的勉励和祝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就是如此高亢、激昂。那时候，整个中国就像烧着一团火，而他们的心里也烧着一把火。而今，他已年届八旬。谈及当年，依然火热：“我们这代人，当时都是这个样子。” “祖国需要”这四个字，主导着他们毕业的脚步，也决定了他们今后的命运。被“需要”到好地方、好单位的人，可能成为了科学家、领导干部，而今功成名就；而被“需要”到艰苦地方的那些同学，有些则最终在艰苦中光荣退休。 

　　但是，松老先生可以肯定，所有人都会是无悔的。因为，当年的选择是真诚的，未来的岁月是身不由己的。虽然，如果把这样的毕业留言拿给今天的年轻人看，他不知道得到的会是尊敬还是嘲笑；虽然，他知道在今天的学生毕业留言中，可能不太容易再找到这样的誓言。但是，岁月已经把他们这一代人装订成了一本书，而书的开头，就应该这样，也必须这样，才是他们真实的自己。 

　　“青春，是人生旅途的第一个启程点。自己未来的道路，究竟是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路，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刚刚要迈开的这一步。” 

　　——摘自河北南皮中学1964届毕业生王俊慧的毕业留言本。留言者当时忘记写下自己的姓名。一个小小的本子，一直珍藏了整整50年，不仅保存完整，而且随手就可以找到，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翻开毕业照和毕业留言本，对每一位同学都能不加思考地叫上名字，并且讲出他们在学校时的音容笑貌、出身和趣事，对这位古稀老人来说，已经接近奇迹了。 

　　在对每一个同学的讲述中，老人都不忘要说上一句：“这个人考上大学了”、“这个人没考上”。她就是“没考上”中的一个。但在“考上”的同学中，有一个男生后来成了她的丈夫。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后来的日子里，“考上”的人成为了一个群体，“没考上”的成为了另一个群体，两个群体几乎不相往来。更准确地说，这是两个阶层——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阶层。 

　　“当时要想从农村走出去，只有两条路：上大学和当兵。实际上，所有现在有头有脸的人，除了当兵当出了一位将军之外，其他清一色全是当年考上大学的。没考上大学的，只能回家务农种地，没有别的选择。”近些年，他们老两口几次应邀回家乡参加同学会，发现每一次聚会都是那些人。为什么不能多找一些人来呢？明知道很多人就在老家，一辈子都没离开过。“都这么大岁数了，四五十年没见了，确实非常想念。” 

　　组织者告诉记者，不是没邀请，而是每一次都千方百计地邀请，但人家就是不愿来。原因就在于，已经分隔成了两个阶层，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究竟是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路，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刚刚要迈开的这一步。”老人念叨着这句未署名的留言，怅然若失地点着头。 

　　就在留言的那一刻，康庄大道和羊肠小路已经泾渭分明。 

　　或许直到50年后他们才明白，就在那一刻，他们能够得到的，已经得到了，是一切；他们注定失去的，已经失去了，是永远。 

　　这是中国一代人的得到和失去。 

　　“我们没有毕业留言。顾不上，也没心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1978届北京大学地质系工农兵学员毕业生对《中国周刊》记者采访要求的回应。找到他们很难，得到的回应也大都如此令人失望。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说他们是一代人似乎不太准确。他们的身前和身后，是两个世界。而他们自己，正站在两个世界中间的门框里，窄窄的存身处，尴尬地继往开来。 

　　那时的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不用通过高考。报名者必须具备三年以上的工农兵资格，名额实行分配制。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教授曾抱怨，不少工农兵大学生的水平还不如“文革”前的中学生。有人评论说，“工农兵学员”是世界教育史的一大笑柄。这位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的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工农兵学员，是1974年入学，曾经根正苗红，风光一时。但随着拨乱反正，1977年全面恢复了高考。在1977级那些凭借真才实学中榜的大学生面前，他们这批工农兵学员相形见绌，自惭形秽。到1978年毕业时，他们个个灰头土脸，哪还顾得上什么毕业留言。 

　　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7年恢复高考，整整十年的高考空当中，是他们的大学年华。而他们的毕业，意味着迷失。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的境遇，《中国周刊》记者特别采访了几位北大中文系1982和1983级的大学生，他们当年在校期间，都曾或多或少地接触过“工农兵学员”身份的授课老师。对这样的“资历”，开始时学生们确实有些不屑，但慢慢地，这些“工农兵学员”老师们的学识、人品和敬业折服了大家。这些留校任教的“工农兵学员”，无一不是经过“回炉”和不断深造才得以胜任教书育人大任的，如今已多是拥有博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等头衔的学科带头人。然而，提及“工农兵学员”这段学历，他们的态度是：不堪回首。 

　　时代不该忘记他们。因为他们的毕业周期，比任何一届学生都要长。别人毕业的，是学历；他们毕业的，是人生。 

　　在这个群体中，有一个人叫习近平。 

　　“前面的路还长着哪。红帆船会来的，启明星会升起来的。”——摘自四川医学院卫生系1982届毕业生陈希宁给同学张晓蓉的毕业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