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姚安濂白天是名工人，晚上和休息天，他不是在剧场就是在去剧场的路上。他不仅爱看话剧，也爱创作和演话剧，在当时的上海业余话剧界已小有名气。有一天上海群众艺术馆派人到活塞厂借调姚安濂，想请姚安濂抓业余话剧创作这摊工作。这对姚安濂而言，真是正中下怀，如鱼得水。然而群艺馆与活塞厂原先说好是先借后调，但一年、两年过去了，调动工作的事杳无声息。原来姚安濂在活塞厂是工人编制，而文化局下属的群艺馆属于干部编制，门不当户不对的问题，殊难解决，一拖就是五年。 

　　姚安濂终于按捺不住了，他既不想低三下四地求人托关系解决编制问题，也不想为难群艺馆逼他们作出要人还是退人的决定，更不想再回到活塞厂当工人，他决定自谋生路！ 

　　现在回想起来，姚安濂觉得，人有时候是该果断一点，决绝一点，破釜沉舟，置死地而后生……有了这些东西，命运或许会出现转机。 

　　做过制片人，等待当演员

　　姚安濂离开活塞厂的时候，已经有了家庭和小孩，他告诉自己，作为男人，必须承担家庭责任。他虽然心系表演，想方设法接演电视剧，但毕竟那时候影视剧的总量有限，接的也大多是小角色，养家糊口还成问题。做演员的理想既然不能换来足够的面包，姚安濂只能退而求其次，做制片，做副导演。“因为当时我在表演上还没‘出来’，机会比现在少得多。你苦苦等待别人给你一个角色，有时候一等可能就是三个月、半年。”姚安濂要改变这种被动等待的状况，选择转战幕后。 

　　但是，他即便在做副导演、制片的时候，也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总有一天我还是要回来当演员！而在做幕后的这个阶段，他也一直在“偷师”，在拍摄现场暗暗学习不同演员的表演长处。 

　　在这个“曲线救国”的阶段，姚安濂完成了三件事：一、赚钱养家，承担起家庭责任；二、偷师学艺，为实现理想储备能量；三、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不离不弃，等待演戏机会。 

　　那段时间，姚安濂身边有好多朋友同学下海做生意，他在做制片人、副导演的时候，也搞过一个影视公司。“如果后来不继续演戏，也许我现在也是某某影视公司的老总。”但是姚安濂终究无法割舍对表演的热爱，他深深感到，真正可以令他忠贞不渝倾付一生的，只有表演，不是其他。“做制片人纯粹为了养家糊口，也许比现在挣的钱多，但不是我真正想干的事。”他说。 

　　如果说，从工人到艺人，是姚安濂的第一次选择，带有一些意气用事和盲目；那么从制片人到演员，则是他的第二次选择，这次他深思熟虑，冷静理智地听从了内心的声音。 

　　姚安濂说，如果让他再选一次，他还是做演员。“做制片人或许也会成功，但未必会有我今天拿了影帝那么开心，幸福指数没那么高。” 

　　虽得奖，仍不满

　　影片《打工老板》在送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参赛之前，还曾送过戛纳，但并未入围。去蒙特利尔也缘于一个巧合——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席、年近九旬的洛赛克先生今年三四月份到中国来为他的电影节选片。他是个中国通，来中国不下十次。中影公司向他推荐了《西藏天空》等影片，都不合他胃口。《打工老板》并不在推荐片目之列，然而洛赛克偶然在中影公司的一张办公桌上，看到了《打工老板》的碟片，很感兴趣，借回去看后，一见钟情，当即决定邀请该片参加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然而，当时《打工老板》已经送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只不过那边消息还没来。洛赛克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加重他邀请的砝码：如果你们愿意进入蒙特利尔的长片竞赛单元，请你们把影片从威尼斯撤回。 

　　《打工老板》对姚安濂的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可谓他的幸运之作。然而，他对该剧的评价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理性和客观。他认为这部影片的剧本写得相当不错，有视角，有人物，有命运，是个大片的材料。但就影片整体品质而言，如果当时坚持送威尼斯，恐怕最终会失利。 

　　在《打工老板》的拍摄过程中，姚安濂跟导演，尤其跟摄影师有过不少艺术见解不同的地方，他坦言，对不少镜头的运用至今仍保留自己的意见。对个别镜头，他甚至觉得是给拍坏了。 

　　但是姚安濂明白自己的身份是演员，他不会当“戏霸”，所以他告诉自己，艺术见解上的争论可以无界限，但剧组分工是明确的，不能越界。他所能做的，就是适时地提出自己的建议。 

　　影视从来是遗憾的艺术，姚安濂清醒地认识到，即便这是一部得奖作品，自己仍有种种不满和追求。他随口举例说，林大林为何最终没跳楼？原来有句台词，为了女儿。成片里没有，他感到很遗憾。原来的结尾，没有现在光明的尾巴，因为种种原因加上了，他也感到有点小遗憾。 

　　姚安濂说，这部影片有着他自己生活的经历，他的生活也曾经频遇挫折，也发生过危机。好在现在与角色一起走过了危机，迎来了收获季——这两个月接到的剧本比去年同期多得多，得奖或许也会对下一部影片的戏份和酬金有所推动…… 

　　姚安濂，一个会独立思考的独立演员，永远不会孤立。

　　摘自《上海采风月刊》2014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