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市长留大家吃晚饭

　　茶话会在延安西路200号举行。那时候的200号，在高式熊的记忆中，还只是“草棚棚，普通的会所、广场”。快到开会的时辰，陈毅市长到了，随行只有一名秘书，随身也只有一个皮包、一件外套。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周而复陪着他，工作人员向他一一介绍出席者，随同在侧的家属也一起被介绍，陈毅和大家一一握手……

　　这个会，原先是茶话会，可喝着茶，话着话着话得高兴了，临时摆开十来桌宴席——市长要留大家吃晚饭了。陈毅招呼高振霄和他坐一桌。市长亲切地对老人说：“您是翰林太史高振霄先生，我了解您，知识渊博，为人耿直，是个好先生。”高式熊则被安排与新闻记者坐了一桌。不知什么缘故，主桌上的都是素食，别的桌子则是有荤有素的。

　　席间，陈毅风趣地自嘲：“我家出了好多官僚，我祖辈父辈都是官僚……”众人被他的翩翩风度迷住了——啊呀，没想到共产党干部是这样儒雅、这样有个性的！

　　这之前，一般市民哪有机会见到共产党干部，更不用说接触市长这样的高级官员了；而坊间传来传去的风言风语倒是不少，现在，当面一握手、一交流、一喝茶、一吃饭，眼见为实，所有的歪曲之词就不攻自破了。

　　晚宴将近尾声，又有工作人员跑去细心关照高式熊：“老先生回去的辰光有车子送咯，勿要急噢。”

　　这一场茶话会加上晚宴，开得好尽兴。回家后，“好先生”高振霄只觉得思想豁然开朗，变得“交关开心”了。

　　就是在这次会上，谈到了要成立上海的文史研究馆。其时，北京已先期成立了中央文史研究馆。北京解放前夕，在石家庄，毛泽东对他的恩师、以《联绵字典》传名于世的文字学家符定一先生说，共产党对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老学者的生活应有一个安排，要设一个机构。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致柳亚子先生信中提到，“文史机关事”已交周恩来总理办理，“便当询之”。嗣后，毛泽东、周恩来请符定一、柳亚子、章士钊诸位先生参加筹划事宜，并指定林伯渠、齐燕铭负责办理此事。1951年7月29日，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郑重宣告“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成立”。符定一为第一任馆长，叶恭绰、柳亚子、章士钊为副馆长。

　　在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1953年6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了。毛泽东主席提名，上海市长陈毅敦聘耆宿张元济为首任馆长。

　　浙江海盐人张元济（1867-1959)，乃是前清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创办专讲泰西实学的通艺学堂，又曾与康有为参加戊戌变法。后任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时，主持校勘出版四部丛刊、百纳本二十四史。著有《涉园序跋集录》等。

　　文史馆聘的馆员，以党外人士为主体，一般是有文史专长、有名望的老年知识分子。文史馆的主要职责是照顾馆员生活，提供必要条件，使馆员老有所养、老有所为，量力而行、各展所长；组织馆员开展文史研究、书画创作、海外联谊、参政咨询等工作，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作贡献，为团结老年知识分子，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服务。

　　没过多久，聘书送到家里，高振霄成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第一批馆员。聘书上面有陈毅市长的签名。37年后的1990年2月，高式熊也当上了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聘书上签名的是朱镕基市长。

　　当年的文史馆馆员，多为有特殊成就但经济状况较差的人士。用高式熊的话说，就是“所谓遗老”。文史馆馆员每月有50元津贴，后来加到了70元，再加到150元，据说与文史馆馆长的工资差不多高。另外，医疗费也由公家报销。

　　1949年12月，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通过成立“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1955年5月，政协上海市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召开，政协委员共有279名，高振霄为其中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