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上海现在还有青年宫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有的，而且还是新上海书法篆刻的摇篮。

　　日前，我邀两位篆刻青年张婷和季溢，陪我步行去寻找那青少年时代的乐土。找到了，江西中路200号，现在是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那就是上海市青年宫。当时，沈尹默先生长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和青年宫闵刚主任一起，办起了新中国第一次书法篆刻班。

　　教师阵容极为耀眼，胡问遂、任政、赵冷月、拱德邻等先生，俱为一流的书家。篆书班只有一班，由王壮弘先生执教。篆刻班也只有一班，方去疾老师一人执教。

　　篆刻班每周一课，三月为期，最早是初级班。接着又办了中级班。共有半年之久。从一无所知到略识之无，方老师是我的正式的启蒙老师。那时，老师年轻，才四十上下。那有没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感觉呢？说老实话，没有，一点也没有。虽然当时我只有十八岁，但家严比方老师大十多岁。所以我视方老师，好像叔叔的感觉，况且老师一无架子。

　　做老师，是不容易的。有一个度，过了就俗。现在，我也到了可做老师的年岁。倘有人一脸谄笑——陈老师，我拜您为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永远忠于您……我会汗毛直竖大小失禁。太搞笑了，又不是旧社会的草台班子。那时为了一口饭，须找个依靠，遂流行这样的戏文。这种人身依附的陋习，早就应该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现在学学书法篆刻，丰富业余生活，美化社会环境，尊师交友不亦乐乎。为师者则永葆谦虚，教学相长，岂不懿欤。

　　虽然去疾老师门下有三位印坛大国手，天衡哥、子建兄和一闻兄，但老师从不颐指气使，从不以大师自居。这是我最最佩服老师的地方。

　　以我自身的经历来说，在蒙难未获平反时，方老师不以我低贱而避之犹恐不及，仍然关怀照顾。一获解决，方老师便把我从十二中学借调到书画出版社做他的助手。我永远难忘这一段欲哭无泪的岁月和老师的关爱之情。

　　方老师的篆刻高度是光辉灿烂的。中、晚年想变化，想攀上绝顶，奈健康所限，未能达到他理想的境界。可惜，实在是太可惜了。

　　方老师虽然终身沉浸在古印研究，却一点也不迂腐。与时俱进，堪为表率。年轻时和吴朴堂、单孝天二位先生合作过《古巴谚语印谱》和《养猪印谱》。虽然其内容“没有养不好的猪，只有养不好猪的人”，今天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当时却真的站在时代的前沿。尤其在七十年代初，方老师组织创作以现代字、简体字入印的新印谱，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方老师身体力行，创作过不少简体字新篆刻。这里的“只把春来报”，只是众多创新作品之极为成功者。大家都知道，老师对秦诏版和齐白石的单刀法深有研究。从这方佳作来看，老师对汉简也下过非凡的功夫。而且撷其精华，偏师独出，令人炫目。隶书一般左轻右重，以飞扬的波画向右取势。这方印里，方老师反其道而用之，左重右轻，以左撇取势。与古为徒，不为所囿，别出新裁，得大自由。

　　在老师的年轻时代，他创作过许多秦汉风白文和六朝朱文印，线条浑厚凝炼。当时，无人可以比肩。后来，方老师沉醉于单刀挥写，白文一般以单刀成之。朱文印，老师却未见有齐白石那样一面光洁一面斑驳的线条，大概他不喜欢。这方“只把春来报”，线条浑厚凝炼，和老师秦汉风白文的表现手法如同一辙，古意盎然且充满力量。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老师的工作单位是朵云轩收购处，在店堂后面的二楼。平时，我们学生也会去探访求教。方老师一向略带微笑，和蔼待人，却也未见大喜大乐之态。那时，上海出版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在那里当店员，有好几位女青年。偶尔会遇到她们和方老师交接工作。老师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和见到我们学生略显不同。老师也是性情中人，很可爱的，绝不作伪君子状。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十来年中，朵云轩的柜台里，只有几本旧印谱旧碑帖和少量的旧印章。有时在柜台上面放一个木盘，有一毛二毛钱的旧印章。我们篆刻班的学员，就在那里和其他古董店买便宜的旧印章磨而刻之。方老师见大家觅石艰辛，便向他的家乡温州青田组织早已歇业的石农，供应3×3×4厘米的青田石，二毛钱一方，在朵云轩售卖。质量极佳。后来二毛六、三毛四，一路进步。现在大概要卖十来元一方了，质量却大不如前。当时，方老师还请高式熊丈在其工作的工厂研制生产了刻刀面市。从此，朵云轩开始了新印材和刻刀的供应。这一划时代的现象，是方老师、式熊丈和青田石农不应被今人忘却的贡献。

　　过几天，是方去疾老师九十五冥诞，谨以此文纪念老师。三月，春天来了。老师，天堂里的花木，也一定绽出新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