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岛小学毕业，他也遭遇了人生中第二次关于“去”与“留”的抉择。一天，养父压低声音和养母说：“日本来信了。”

　　那时，中岛的第一任陈家养父已因病去世，此时是第二任李家养父，中岛的名字也从“陈庆和”变作“李成林”，但养母却始终执拗地唤他小名“来福”，或是“福儿”。

　　李父所说的“日本来信”是指，一年前，中岛生母将写有“在中国松江省宁安县沙兰镇有我的儿子，抱给陈家，请给予调查”的字条想办法递到了战后首次到日本访问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而后，区政府就接到了上级指示去了解中岛幼八的近况，并找到李父。

　　第二天，养母带中岛到区政府报到，一想到自己可能要被送回“那可怕的日本”，中岛的腿一直哆嗦。

　　工作人员向中岛表示，回日本的途径已经开放，如果愿意回去，中国政府负责顺利送他回国。此前，也就是1951年，对在华日侨的全国性普查全面展开，由此开辟了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被送回国的途径。

　　当时，中岛给出的答复是：绝不回日本。“如果把我拉上火车，也要跳车跑回来。”

　　养母听后，一言没发，只是从旁搂住他的头，一滴眼泪落在中岛头上。

　　次年，中岛收到生母写给养父母的来信，信中对其施予中岛的养育之恩表达了感谢。中岛也从信中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日本名字。此后，生母还寄了邮包过来，里面有夹克、牛仔裤、尼龙袜。养母让中岛给生母写封感谢信，“照片也要装上”。中岛说，“哪有照片？”“你那毕业证上不有一张小照片吗？揭下来邮过去。”养母嘱咐。

　　“养母对我的出身历来不隐瞒。一般来讲，在华日本遗孤的养亲唯恐抚养的儿女大了后舍弃自己逃回日本，多半隐瞒孩子的身份。我的养母则不然，她甚至到处抖搂我的来历，甚至引以为傲。”但中岛也说，自己一旦真的走了，养母又哪里舍得？

　　“能为中日友好做出努力，那该多么值得高兴”

　　少年时代的中岛拒绝回到日本，一部分原因来自他对这个国家的认知。虽然中国政府强调，要将日本侵略者和日本人民区分对待，日本百姓同样也是法西斯牺牲品。但作为日本人，中岛这些战争遗孤，某种程度，仍会精神敏感。毕竟，在他们从小接触的课本、电影、图书里，都是类似杨靖宇、赵一曼这样的抗日英雄，而英雄反衬的，则是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卑劣与野蛮。日本这个国家，让中岛觉得恐怖。对于回日本这件事儿，他有种天然的抵触。

　　转变，发生在中岛遇到影响他一生的恩师——太平沟林场子弟学校教师梁志杰后。

　　中岛之所以能够与梁老师相识，缘于养母为了他的前途，狠心将他送离。

　　在沙兰读完小学，中岛没有考上初中，养母担心他不升学，一辈子要干庄稼活儿。“一颗汗珠掉下来摔八瓣儿，到头来收成是好是坏，谁也没保证。当妈的心疼你这小身板能挺得了吗？”养母当年的话，至今如在中岛耳畔。

　　于是，她带着中岛投奔他的中国姐姐，由于姐夫在当地林业局工作，养母想，中岛若能落户这里，总会有个好前程。当时，林业系统被乡下人称为“林大头”，是指在那里的日子比乡下好过很多，吃的是大米白面之类的细粮，职工领的工资不少，而且月月有收入。但此时中岛不过14岁，不能马上工作，因此需要在当地太平沟林场子弟学校插班再读几年。

　　由于之前李父与养母常因中岛争吵，姐姐看不惯，撺掇养母离开李父。她甚至为中岛找到了第三个养父、在林业局做伙夫的赵树森。

　　在见过赵大叔的第二天，养母开门见山地和中岛讲：“来福，妈反复寻思，为了你的将来，咱们干脆搬到这儿来，跟昨天来的赵大叔一起过。”养母表示，赵大叔会先向林业局申请房子，他们就可以在太平沟定居下来。而养母会先回趟乡下，把户口迁来，其间，中岛办好学校入学手续。

　　于是，养母照她所说，回沙兰了，将他托付给赵父，他的名字也从李成林改为了赵成林。

　　现在来看，养母当初的“计划”，半真半假。真的是，她想依靠赵父将中岛户口“农转非”；假的是，她也许从未打算与李父离婚。因为依据当年政策，中岛因外侨身份受到照顾，可顺利将户口迁入。但对于养母而言，当时中国为防止农业人口减少，在原则上限制农村人口外流，因此，养母从乡下转入林业局的非农业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养母也在离开后，再没回来。

　　然而，即便中岛只是赵树森名义上的妻子的日本养子，他给予中岛的爱，却真挚且真心。

　　刚刚收留中岛时，他带中岛到自己的暂住地落脚。赶上铁道被洪水冲垮，父子俩只能徒步而行。途中有一段长达十丈的铁轨悬在半山腰，下边是滚滚激流撞击着岩壁，只能手扶岩壁从铁轨上走过去，一旦失足，性命难保。

　　十几岁的中岛被吓哭了。

　　赵父则蹲下，信心十足地向他一笑，说：“孩子，我背你。”为求稳妥，赵父还把包袱皮解下，用它，把中岛和自己绑在一起，绑好后又上下颠颠，确定中岛不会从身上滑落才开始横着身向前移步。

　　相比李父的严厉，赵父在中岛的回忆中，总是慈爱、温和的。他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旅行。每个月，赵父都会给他15元生活费，那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但赵父的工作使他们不能长期居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中岛不得不独自生活。这时，林场子弟学校的梁志杰老师，就成了中岛最亲近的人之一。以至中岛回到日本后，在和梁老师的通信中仍会写道：“梁老师呀，您是我的亲哥哥……和您一起照的相片我随时带在身边，遇到困难时就拿出来看看，就像您在对我讲：“庆和（中岛与梁老师初见时，称自己为陈庆和），鼓起勇气前进呀！”

　　梁老师的确如哥哥一般，关爱着中岛。赵父不在时，中岛常住在梁老师宿舍，两人同吃同住，从那时起，中岛就开始喊梁老师“哥哥”。

　　而中岛之所以动了回日本的心思，恰与梁老师有关。

　　有一次，梁老师问中岛：“你在东京的母亲肯定想你想得不得了，你不想吗？”

　　“我并不那么想她。”中岛摇摇头说，自己更想养母，养母不回来，他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

　　“你的心情可以理解，这本就是一个可悲的事实。血肉相连的骨肉被日本的侵华战争拆散，这是多么悲惨的历史！”年幼的中岛之前从没听过类似的话，如果说，养父母让他感受到的，是中国百姓发自本心的悲悯与善良，梁老师则为他开启了另一扇看待世界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