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问卷中，“根本不知道社区有活动”和“知道，但没被邀请”的受访者共占63.3%，经常参加社区活动的人仅7.7%。对此提出书面意见的上海市人大代表林丽平认为，这与上海市在社区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是不成正比的，也说明社区文化娱乐活动在宣传途径和内容设计上存在一定问题。她表示，上海市政府对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投入巨大，但往往与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信息的途径不匹配。新生代农民工从管理服务的角度上来讲，处于组织的盲区，社区工作者是最接近他们的服务者，需要深入农民工群体了解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方式。

　　市人大代表黄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引进义工是条行之有效的路子。他说：“通过培训一批义工，让他们走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聚居地，打通信息传递的管道，进而通过引导来改变他们的文化生活状态。”

　　另外，身为农民工的市人大代表洪刚在发言中表示，现有文化产品价格过高，也是新生代农民工享受文化乐趣、精神生活的重要障碍。他以自己为例，来沪十年的打工生涯中，只带孩子去过三次电影院，进过一次剧场看话剧。在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千名农民工调查中，只有数十人有过进电影院或其他文艺演出场所的经历。黄振代表在他的书面意见中开出“药方”：政府应通过制定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公共服务外部购买等形式，鼓励这些文化企业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低价位的文化产品。他说：“上海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文化广场、上海逸夫舞台等十大知名剧场，每个月至少举办两场公益性演出，最高票价不超过80元的做法，就是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罗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