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华代表：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尚玉英代表：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方星海代表：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
贺东风代表：
中国商飞公司总经理
“营改增”试点过程不会很长，范围也会逐步扩大
记者：“营改增”试点以来，利好效应逐渐放大，税负整体下降。但也有企业反映，纳入试点后，税负不降反增，怎么看待这一现象?“营改增”试点对经济转型有怎样的深刻意义?
周振华：2009年，我加入市委组织的“冷班子”六人调研组。这个冷，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有前瞻性，要考虑长远的、思路性的东西。从那时开始，上海就致力打破服务业发展的税制、体制、法制等瓶颈。今年1月，“营改增”在上海试点，可谓水到渠成。
“营改增”试点，不是一次简单变革，而是契合上海转型发展新坐标的重要调整。下一个5年，上海要在转型道路上走得更踏实，还需要更多的机制体制创新。建立更完善的制度环境，税制改革亟待解决。
有一些互联网企业反映，成本大都在外地，如购买带宽、服务器，有的电商企业在全国采购，90%的支出都在外地，而这些在外地发生的成本很难获得增值税发票，以至于抵扣不充分，一定程度增加了税负。这是试点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这里试点了，那里没试点；这个行业试点了，那个行业又没试点。大家适用税制不同，客观上造成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断裂，毕竟现在的市场已经不是一个封闭和局部的市场。
不过，我认为“营改增”的意义不在于个别企业或个别行业税负的增减，重大意义在于它的波及效应。有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看清了税改的意义，不再只盯着静态的财税收入增减，而是看到了大系统的动态变化，都在积极争取试点扩围。
长时间试点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税收的公平性，我感觉试点过程不会很长，试点范围也会逐步扩大。最重要的是，更高层面的顶层设计也在更加完善中。
11个专项重点突破包括新能源装备、卫星导航产业等
记者：未来5年，转方式、调结构要取得重大突破，要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产业体系，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着力突破?
尚玉英：下一个5年上海要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和格局，要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
为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海已制定了11个专项重点突破，包括新能源装备、卫星导航产业等，有明确具体的领域、目标，具体实施的项目、主体和技术。
不得不承认，我们目前在一些核心装备的关键技术上还存在瓶颈。比如太阳能光伏产业，年产值就达160亿元。但令人遗憾的是，其核心装备还不能实现国产量化，制约了整个产业继续升级。核心装备中的配套零部件同样缺失，多数需要进口。类似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
此外，高端人才较匮乏，直接导致了我们在装备制造业上的“高端缺位”。其实，在加快高端装备产业集聚方面，上海已有良好基础。未来5年，要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继续保持优势，就必须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有所作为。要培养关键领域、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的领军人物。
贺东风：希望在未来的5年里，我们的C919大飞机能够飞向蓝天，并交付客户，用于航线运营。我们的支线飞机也将交付，并大批量生产，随之而来的很多基础建设、科研生产能力、人才能力等方方面面能力，都将支撑这项工作的开展。
实话说，要形成“空客Airbus”“波音Boeing”“商飞C919”的“ABC”三足鼎立局面，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但我们会努力。
今后，我们一方面要发展民机产业，同时也希望通过项目和产业的成长，带动和培育民机产业链、产业体系的形成，带动我国基础科研能力的提高及相关的材料和多方面研发能力。通过这个项目，来带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基础进步，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责任。
建国际金融中心最大机遇，即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加快
记者：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功能如何进一步增强，金融如何更好地为经济转型服务?
方星海：过去，缺乏大型金融机构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短板。我们围绕这个短板，做了大量工作。现在，到陆家嘴或外滩走一趟，就知道上海金融机构的密集程度。今后要在这一点上有更大力度的突破。组建大型金融机构，创立大型金融机构的上海总部，或者说是“二总部”，把附属公司、直属子公司尽可能设在上海。
目前，我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最大机遇，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加快。四五年前，我们可能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可以大规模地去做了。现在全球很多国家的政府，还有一些金融机构，以及做贸易、做生产的实体机构，都非常愿意接受人民币作为计价和支付的货币，最近伦敦都开始发行人民币债券了。这是我们的绝佳机会，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金融中心的成长、涌现，都跟该国货币的国际化分不开。
我预计，今后5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有非常大的推进，大大提升中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为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我们的金融市场调配全球资源，创造非常好的条件，上海要抓住这个机遇，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实现跨越。这也将为服务业成为上海经济的主导产业提供很好支撑。
本报记者 叶薇 邵宁 潘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