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开展BIT谈判与国内重大改革密切相关，特别是投资体制、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体系改革等，可以促进国内改革进程。

　　与美开展BIT谈判牵住了龙头，中欧BIT、周边地区的双边或区域自贸安排都迎刃而解，可推动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其所创造的新一轮红利可与入世媲美。

　　如果中美能达成BIT，中欧就肯定能达成BIT，而美欧TTIP又在力推最高水平的投资规则，加上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一个国际多边投资规则是可期待的，我国在其中就可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主要症结

　　我与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第一个政经症结是接不接受美国BIT范本，主要方面分歧为：“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这是一个以开放为原则的投资准入模式，也涉及金融领域。中方不接受该模式，美国人就不谈了，这是中国自贸区战略的主要瓶颈和障碍。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应该有这个自信，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不至于比印度、巴西这两个金砖国家和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文莱、越南、墨西哥、智利、秘鲁等发展中国家对投资开放的抵抗力还要差；

　　二是公平竞争原则。这涉及国有企业、环境、劳工、业绩要求等问题，其中国有企业又包括竞争中立、公司治理、透明度等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希望美国人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我们对这些问题也不能政治化，若平心静气地客观看待，就能找到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贯彻公平竞争原则的办法和途径；

　　三是投资权益保护，涉及外汇转移、金融服务、征收与补偿、税收优惠与业绩要求、透明度等问题。事实上，除了征收与补偿外，上述各项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点问题，是要改的，这就是为什么说中美BIT必然引发国内深化改革的原因。

　　第二个政经症结是负面清单的制定。这是一个发现真正需求的过程，需要各领域各部门做扎扎实实的基础调研。例如本领域本部门怎样开放、怎样分类、哪些项目列入负面清单、哪些需要美方考虑我方发展的阶段性和差异性不列入协议（例如美澳投资协定中就应澳方要求未引入投资者与东道国仲裁机制），哪些需要争取例外措施保护等。同时还要深入研究和调研要美方怎样开放、向美方要什么和如何从美方对应部门为我投资者争取利益和权益保护等。关键在于各领域各部门要尽快转变思维方式，将立场从引资转向引资+投资，将思考方式从更多地考虑如何引资和管理，转向既考虑引资和管理，又考虑中国投资者在美国的市场准入和权益保护。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症结是利益交换，也就是我们总体上准备给美国多大的市场准入、准入什么，同时向美国要多大的市场准入、要哪些市场准入等，在解决上述两个症结的基础上，这需要最高领导做出战略决断，以便最大限度维护中方利益，能谈成一个高水平的投资协定。

　　顺势而为加快推进中美BIT谈判

　　在历史上，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一直是由最大的经济体提供，不仅因为它们庞大，而且因为它们富裕。中国作为经济体为第二大，但仍然很穷，即使在本世纪某个时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肯定仍不够富裕。也就是说，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主导制定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能力有限，因为我们买不起这个单，寻求合作双赢和多赢才是正确选择；

　　多边安排于我最为有利，应主动高举WTO规则和推动多哈回合的旗帜。如果中美能够合作找到新的途径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应为我最优选择。对多哈回合可采取小步走的办法，推动多哈回合比较成熟的部分，而对那些分歧较大的部分重新考虑。中美可以此为基础开展合作，力争在今年底WTO巴厘部长级会议上就多哈回合早期收获达成协议；

　　区域安排为次优选择。在积极参与RECP、CJK谈判的同时，可考虑申请加入TPP谈判，以接受先加入谈判成员已达成协议条款的让步，换取后面参与制定尚未达成协议条款的权利；

　　加快与美商签BIT是一个现实替代选择，不仅因为中美已经谈了很长时间，而且因为BIT涵盖了除价格和数量措施以外的广泛内容，如国有企业、负面清单、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知识产权等，是中国加入TPP谈判和与美谈判双边FTA条件不成熟情况下争取双赢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