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1993年,30岁的卡洛斯·马格里诺斯被任命为阿根廷工业与矿产部部长。他致力于经济改革,降低了通货膨胀,提高了生产率,最终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1998年,阿根廷推选卡洛斯·马格里诺斯竞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总干事,结果35岁的他以三分之二票数的绝对竞争优势当选,成为第一位也是最年轻的担任联合国要职的阿根廷人。
马格里诺斯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遇到的挑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见解深刻,发表并出版了不少论文和专著,其中六部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采访印象 轻年·睿智·练干
2006年,马格里诺斯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卸任后,当选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高级董事。2009年,他正式出任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目前,他担任了多家美洲和欧洲跨国投资公司的董事,同时还是全球商业发展网络银行的创始人和经理。全球商业发展网络银行是一家在华盛顿、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维也纳及孟买设有办事处的私募集团,投资领域为可再生能源、环保技术、节能技术、清洁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等。
植根于令人羡慕的丰富经历,在上周于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国际智库研讨会上,这个南美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可以用简单的六个字来概括:年轻、睿智、干练。
8月21日,“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国际智库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来自20国的智库代表首次齐聚中国北京,他们就“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新兴经济体的作用”、“中国的发展与G20的未来”等3大议题展开为期2天的讨论。
就这些议题来说,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可以说是行家里手。他认为,在过去的十余年间,G20逐渐从一个审议性组织发展成为决策组织,它的宗旨是为世界经济发展摆脱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寻求出路。如今,在过往的成功经验之上,G20将面临另一个重大的转变,即要成为“战略规划组织”,做出策略性、战略性规划以应对长期的挑战,比如食品、能源、安全、环境和发展方面的挑战。
中小企业碰到的是全球性问题
对卡洛斯·马格里诺斯的采访,是从一个有点深奥的经济学术语开始的。“今天我们都认可要集中地在国家层面提供特定的公共物品,来提升社会发展水平,培育有竞争力的经济。”
经济学理论中,公共物品指的是可以供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影响别人同时消费该产品及其从中获得效用。所谓非排他性,是指某人在消费一种公共物品时,不能排除其他人消费这一物品(不论他们是否付费),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
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东西是公共物品呢?原来,深奥的词汇离我们很近,国防、外交、公共安全、法律、货币发行、公共政策、环境保护、基础科学研究等都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
马格里诺斯认为,公共物品的稳定供应是非常必要的,可以保障日益整合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发挥经济全球化的作用。确保国际金融稳定性,也是国际公共物品供应重要性中的关键一环。他觉得,过去这些年来,国际公共物品缺失所造成的实质性以及潜在损失已经显而易见。
作为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他非常理解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因为,在国际大环境影响下,中小企业要面对市场上产品和需求的减少、付款期的延长和流动性的减弱。这些中小企业还面临着流动性资金的减少、信贷资金的紧缩和金融成本的增加,所以结果必然是全球范围内中小企业的破产。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而非中国所独有。
“世界经济董事会”面临转型
“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提供公共物品的主体自然是政府。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半个世纪之前诞生的各种机构团体来实现。在这一背景下,作为21世纪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创新,G20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给多边金融体系的构建带来了必要的改变,为政策实施的协调进程提供了新的权衡机制,并且为负责监管、贷款续借以及加强责任的机构提供更加广泛的授权空间。”马格里诺斯坦言,作为“世界经济董事会”,G20国家可以实施所达成的合理共识,从而使全球金融危机能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为了取得这样的成果,G20国家扩展了它最初的设计。马格里诺斯回顾了G7集团在1999年创建时期的情景。“当时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新的机制,参会者包括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们,目的是扩展重要经济体之间的关于金融和经济政策的对话。”而在G7集团1999年成立之后,全球金融危机就完全改变了这种格局。从G20国家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举办的第一次会议,到2010年11月多伦多举办的第五次会议,G20国家首脑们举行了5次会晤。
这些会议标志着G20从一个审议性组织发展成为决策论坛,它的宗旨是为世界经济发展寻求摆脱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金融危机的出路。在过往的成功经验之上,G20将面临另一个重大的转变:要成为战略规划的机构。
“G20(国家)领导人(探讨)的议程,首先是可持续、均衡增长的框架体系,再就是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和加强金融监管。去年在墨西哥的会晤议程当中,整个议程又有扩展,包括食品安全和创新机制,和非G20成员国的对话,以及拓展到青年G20、业务G20和商界G20会议。”马格里诺斯觉得,所有的会议和做法将会为G20提供合法性和透明度,促进G20决策的流程更深化。“让我们认识到系统性危机需要全面解决方案,让我们看到原因之外的问题,并且要着眼于长期的、结构性话题。”
与此同时,G20将面对严峻挑战。因为所有过往的机制都是对即时问题和具体问题的决策,缺少策略性、战略性规划来应对长期的挑战,比如食品、能源、安全、环境和发展等方面的挑战。
全球金融监管要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声音
对于未来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关系,马格里诺斯依据自己的经验分析认为,先进的发达经济体需要保持现有宏观经济的设置,要让企业能够同时确保债务处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这些国家也需要支持公司企业获得平衡的财务报表并获得信贷渠道。
“尽管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中看到了脆弱性风险。虽然各个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是它们也需要经济发展,而且要控制资本外流,特别是通过实施一些结构性改革和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达到这一目标。所以,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他们都会面临金融市场方面的巨大变化。G20主要任务是支持金融稳定机制的工作,实施既定改革议程,还要审慎地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比如加强对影子银行、OTC衍生品的监管。”
接着“公共物品”的话题,马格里诺斯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全球金融稳定性这个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并且在全球金融监管系统上实行改革,来促进并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声音。
“我建议我所供职的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在全球价值链上做更多的研究,更多地了解全球金融价值链和贸易、就业、投资的关系,以确保减少在金融、实体经济融资层面带来的障碍。”
学者观点
目前金融危机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世界经济虽然有复苏的迹象,但并不稳固,全球经济仍然有再次陷入衰退的危险。很多国家因为经济危机陷入动荡,世界和平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各国要摒弃“你输我赢、你穷我富、你弱我强”的零和思维,要树立共享、共富、共进的新理念。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前中国外交部长 李肇星
“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是中国应对危机的重要经验之一,也应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核心价值。在国际金融体系走上了过度虚拟化的“邪路”背景下,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相对稳定。中国应对危机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应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核心价值。各方都应限制金融过度虚拟化,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部门,扩大生产,增加就业。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陈雨露
中国在2025年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欧元、美元、人民币将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三大货币。2007年,我就呼吁将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体系,与欧、美元组合在一起,建立一种新型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确保汇率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因为不管贸易额还是融资额,中国都应该包含在这个体系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 罗伯特·蒙代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