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治理是一项长期的战役，当下还能做些什么？伦敦治霾用了60年，洛杉矶用了40年，我们是否也要牺牲一代人才能换来蓝天白云？政府部门应当如何带头减排？企业和个人该怎样努力？在采访中，几乎每个委员都用了“同舟共济”的同义词，来回答这些问题：“空气，谁都要呼吸。”“治霾，是谁都逃不开的责任。”

　　探源

　　超七成污染来自市内

　　上海的污染究竟来自哪里？昨天的采访会上，每位记者都拿到一份《关于改善上海环境空气质量的若干建议》。这份报告是市政协近40名委员的课题调研成果。

　　市政协委员、市环保局副总工程师柏国强介绍了这份报告。柏国强说，造成上海空气污染的主要成因有三：一是一次能源消耗产生的污染物高强度近地排放；二是冬季“静稳天气”容易造成污染物积压，而夏天的“烧烤天气”又容易形成臭氧污染；此外，区域内的污染输送和沙尘等长距离输送的影响占20%左右。“本市PM2.5颗粒物来源中，超过21.5%是长三角区域内的污染输送，近77.5%直接来自市域内部。”据柏国强透露，在本市人为污染源构成中，机动车船等移动源占25.8%，石化、化工、工业喷涂、建材等工业工艺过程和工业锅炉、炉窑占25.6%，建筑工地、道路和堆场扬尘等占11%，电站锅炉占7%，秸秆燃烧、化肥使用和畜禽养殖等农业源占3%。市民日常生活方式也对环境空气质量存在一定影响，如干洗、餐饮和民用涂料等生活源污染占5.4%。

　　治霾

　　以法律明确执行机制

　　昨天一到会场，市政协常委胡光就提议：“今天空气质量重度污染，我建议打开窗，让大家都共同感受一下。”胡光来自律师界，他带来的思考是如何用法治为治霾护航。“重度污染的日子里，政府、企业、个人分别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有怎样的预警机制和执行机制？”胡光认为，这些都应当用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

　　胡光提出，要有具体的机制来鼓励少开车、限制多开车：“重污染天里，除了政府部门减少公务车的使用，是不是要实行单双号的限行？预警情况下，对于一些仍然超标排放的移动污染源，有没有强制措施？”

　　胡光认为，目前虽然有规定，但缺少执行力：“比如尾气排放，我们能不能让交警像查酒驾一样，带着仪器去检测，及时有效地对移动污染源采取措施？”

　　建议

　　部分拍牌收入治尾气

　　昨天发言时，市政协常委、港澳委员屠海鸣说，治理雾霾不仅要有长期目标，更要有短期的、强有力的目标，让市民看到、知道时间表，要在当下可以做的事情上下功夫。

　　他说：“上海已经实施了多年的私车额度拍卖制度，拍卖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城市基础设施、道路尤其是公共交通的建设和补贴。”屠海鸣认为，这笔钱取之于民，也应该用于民众最关切、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上，“当下无疑是空气质量问题。”他建议，每年拍牌收入中，应该有一部分用于尾气排放治理。   

　　本报记者 潘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