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乐娅菲从复旦大学力学系毕业，舍弃世界500强企业的工作机会，投身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商飞。赴美参加试飞工程师培训1年后，她从2012年4月起驻守阎良，西北黄土高坡上的一座小城。“我现在最熟悉的是肉夹馍和羊肉汤的气味。”

　　最重要的一张A4纸

　　4月23日早上7时15分，乐娅菲起床。8时10分，整理完前一天的飞行报告，她拿到了当天的架次有效性确认单。这是一张A4纸，上面画着表格，对试飞工程师来说，这几乎是最重要的一张纸，大家叫它任务单。

　　8时30分，她拿着任务单，登机、试飞。“我和试飞员今天要做的所有试验点，都写在上面。”乐娅菲说，试飞工程师将用于检验飞机性能的标准称为“条款”和“大纲”，简单说，当大纲上每个条款都打上对勾时，这架飞机的试飞工作才能称得上完成。

　　当天要做的试验是在6000米高空，做4次15分钟等待盘旋，记录飞机前后盥洗室液体排放情况。当试飞员做动作时，她把蓝色和绿色液体分别倒入盥洗室。等降落后，检查机身上颜料附着的情况。“发动机、机翼上是不能沾颜料的，其他地方也有面积限定，如果符合设定，我就打勾。”

　　试飞工程师的作用不只是记录。去年4月，乐娅菲到银川试飞航电科目，拿到了18份任务单。按常规，一次试飞就测一个项目，可她将不同科目的任务综合优化，一次试飞测两个甚至三个项目。18张任务单缩减到8张，测试的任务一点都没减，但费用大幅缩减。要知道飞机试飞一个架次的费用就是20万元。

　　感觉自己像位军师

　　小时候的乐娅菲爱放风筝，看着五彩斑斓的风筝映衬着蓝天白云，心情能好上一整天。中学时，一部飞行励志电影《壮志凌云》深深捕获了她的心，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王牌飞行员，是她认为全世界最帅的男人。

　　第一次坐飞机，大多孩子兴奋地大喊大叫，或者怕得不敢看窗外，她却能出神地看上个把小时，还跟妈妈说：“我长大了想开飞机。”如今，尽管没开飞机，但她真的实现了蓝天梦。

　　“出任务单的人，往往来自不同系统、不同专业，而我能看到全局。”乐娅菲像个军师，作战前先要研究排兵布阵。一个飞行动作可以飞3个系统、8个试验点；飞机绕一圈，只能做1个试验点，但多绕半圈，就能测3个点……她玩起排列组合，不亦乐乎。每一种玩法，都是专业水平的体现。

　　“2012年，试飞工程师团队加入ARJ项目。即使没有我们，试飞依旧进行，项目依旧向前。但我们用专业知识、严谨态度，慢慢影响试飞。从没人认识你，到现在设计和课题组会主动找你讨论问题，飞行员执行任务时会征求你的看法，外场试飞时指挥部会向我们征询试飞计划的制定意见。”

　　那天，这个沉静的女孩笑得有些肆无忌惮。她太高兴了，因为整个团队都看到了试飞工程师的价值。

　　印象最深的一次任务

　　回想起来，给她印象最深的任务，并不是哪一次飞行，而是去年底到海拉尔去做高寒试验。那是记忆里最冷的冬天。零下40℃的气温，她完全不能适应。但为了试验，必须扛住。

　　“飞行条件并不是最严酷的，最难的是全机高寒检查。”她回忆说，试飞前，飞机先要冷浸透12小时，这段时间就是她最痛苦的时刻，各种检测数据需要现场采集。

　　海拉尔一天中的最低气温一般是凌晨4时至早晨7时，高寒试验必须此时展开。按常规，每个项目都有专人记录，比如负责测胎压的人只要待在轮胎附近，“但我们要抢时间，现场人太多，影响效率又容易错失气温最低点。”于是她身兼数职，绕着飞机跑来跑去。“最考验我的是怎么安排顺序，每个试验点都有测试人员，我要跟随他们记录各项参数，先找哪个、后找哪个，不能乱，精神高度紧张。”

　　试飞工程师并不常跟地面试验，但那一次，她跟完了全程。踩着积雪艰难行走，帽檐、眉毛和头发上、甚至睫毛上都凝结起了厚厚的冰霜。露天待十几分钟，就觉着衣服被冻透了。“每走一步，脚都是钻心的疼。”回想这些，乐娅菲显得很坦然。“苦是苦的，但更多的还是自豪感，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这份工作。”

　　ARJ21-700计划首批交付客户的前两架飞机已总装下线，力争在今年完成飞机试飞取证并达到交付状态。最晚到今年9月，乐娅菲就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上海了。　　　　　　   本报记者 叶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