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由于工作繁重，沈从文希望能有助手。他曾多次写信给历史博物馆，希望馆领导能帮助他“争争时间，即早为这工作抽调一二专人（有可能或外调一二美院教人物画的来参加，这工作，不少人都乐于参加的），来和我共同工作”。但历史博物馆领导告诉沈从文实在抽不出人来帮忙。 

　　通过其他渠道，1975年左右，沈从文晚年的两位重要助手——王序和王亚蓉——开始进入了沈从文的工作班子。王序是抗美援朝的文艺兵，休假回国期间参观历史博物馆时结识沈从文。转业后进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在文物修复、古墓考察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1975年，人民大学杨纤如教授介绍王亚蓉到沈从文家寻求资料，沈从文自此认识王亚蓉，后来请王序帮忙将她推荐到了考古所。 

　　两位助手白天在考古所工作，下班后准时到达沈从文所在的东堂子胡同的小屋，像从事第二职业一样，一起编撰服饰史。沈从文常常在他们未下班前就打电话嘱咐到沈家来吃晚饭，他烧的红烧肉和红烧猪蹄都很好吃。此外，沈从文还带着他们挤公交去故宫武英殿、历史博物馆或民族文化宫查找资料，两位助手从中积累了很多经验。 

　　沈从文对两位助手的工作很满意，他们不仅修订服饰研究，还展开了一些新的研究专题，这让沈从文充满了信心：“身边有二得力助手为绘图（手又敏捷，又准确），不甚费力，既已完成大小不等专题七八个。照此条件，把四十个研究中的空白点，为一一填满，或许是作得到的事！” 

　　【七】

　　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离出来，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 

　　胡乔木对沈从文是熟悉的，早在1953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就曾经写信给沈从文，愿意为他重返文学事业做出安排。沈从文当时的内心很矛盾，没有回复这封充满好意的重要来信。25年过去了，胡乔木没有忘记沈从文。上任不久，他就主动提出，可否跟文物局或文化部商量，调沈从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以保证完成他那本有意义的服饰研究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峤从王序和王亚蓉那里，逐渐了解到沈从文工作条件的艰苦。1977年，刘仰峤到沈从文处了解他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情况，并如实向胡乔木做了汇报。在胡乔木的亲自关心下，沈从文的工作关系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其职称由调入时的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 

　　沈从文的住处非常小，主要助手王序又不能保证工作时间，这些都不利于工作的展开。1977年9月中旬，沈从文致信胡乔木，请求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写出这封信后，沈从文对所提条件并不抱太大希望。但社科院干事雷厉风行，很快就满足了沈从文的这两个要求。10月6日，社科院在友谊宾馆为沈从文租用两个大套间作为他的工作室，让王序、王亚蓉、李宏作为他的助手全力配合他做最后定稿工作。同时，还借调在内蒙古煤矿工作的北大历史系研究生胡戟协助校对部分文献。沈从文妻子张兆和也参加了这一工作。 

　　工作班子效率很高，1979年1月，这部著作整理完成，交北京轻工业出版社。沈从文在友谊宾馆继续进行一些收尾工作，并等候看校样，直到3月才搬出去。 

　　【八】

　　沈从文获悉轻工业出版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该书，坚决不同意。手稿转到人民美术出版社，该社也计划与日方合作，沈从文再次撤回书稿，并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梅益写信说：“我不能将书交给外国人去印，文物是国家的，有损国格的事我不做”，表示愿意将书稿交给国家处理。 

　　梅益向香港商务印书馆主持人蓝真推荐该书，香港商务决定从速出版。1980年1月，香港商务总编辑李祖泽在国家文物局龙文善陪同下访问沈从文，商定此书出版细节。沈从文带着助手重新做了些校订并补充了部分彩图。 

　　9月，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亲自来到北京沈从文的住处赠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样书。样书八开本，25万字，700多幅图，序言为郭沫若写，书名为商承祚题，署沈从文编著。初版印3000本，300本签名本定价为800港币，其余精装本也要500港币。但一个月内就卖出去了2000本，主要销往东南亚和香港，这在学术著作的销量中算是很高的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用《要报》的形式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告了此书作为重点成果的出版情况。不久，此书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胡乔木写来贺信：“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对我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我国领导人还将这本书作为国礼送给日本天皇、美国总统和英国女王。 

　　学术界对这本书好评如潮。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孙机称此书为“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研究员威尔第女士认为，这部书“给搞时装的知道了都会发疯的”。著名作家黄裳更是详细地评说道：“这是一本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自豪感的著作”，“全书有大量美丽的插图，而文字之美，却使读者感到姿媚转胜。” 

　　沈从文认为这本书的真正读者应在国内，因此希望该书在大陆增订重印，但遇到了困难。他想重换100种彩色原图，这些材料多在故宫、历史博物馆，要花钱才能使用。他抱怨说：“再想照六四年工作取得的进展，主观努力即或还不失去勇气，客观束缚却转多。” 

　　直到1983年，沈从文仍在为增订本做准备。他根据当时新出土的陶瓷壁画增加了原先缺少的原始社会部分，并更换了100幅新彩图。直到患上脑血栓后，他才将工作交给助手。遗憾的是，等到增订本问世时，沈从文已经逝世五年了。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将上自殷商、下至明清的传世资料与历代出土文献相结合，对各个朝代的服饰制度、服装工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观点，对于文史研究、书画鉴定、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服装设计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这部经典著作至今仍然是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典范，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沈从文在编撰该书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体现出的学术毅力，令人感叹不已。

　　摘自《看历史》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