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亚当·珀森（Adam Posen）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之一，现任美国著名智库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美国国会预算局顾问，兼任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委员、三边委员会委员、哥伦比亚大学日本经济和商务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

　　1988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一直从事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G20国家间关系、金融危机以及中央银行等领域的研究。他撰写的关于美元、欧元以及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分析文章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关注，对各国政府政策和市场亦有广泛影响。

　　采访印象

　　身材敦实，脸上似乎总带着一丝笑意。作为美国著名智库“头脑”的珀森博士，无论是站在台上演讲，还是坐在台下讨论，不经意间总会做出挠头、摸鼻的小动作，一副可爱的“美国大叔”模样。

　　非典型性经济学家的“卖相”，掩盖不住睿智、犀利的思想光芒。在阐述观点时，他很少兜圈子；提出的论据，也总是比较“接地气”，常常结合着彼得森研究所同仁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想必，这也正是其在信息爆炸、众声喧哗间，能够确立“江湖地位”的重要原因。

　　西方经济增速放缓，长期处于“追赶”之势的亚洲经济在转型之际，又该如何寻找新动力？面对这样紧迫而又宏大的问题，珀森首先指出，尽管过去亚洲经济出现了一些增长奇迹，但在谈论所谓既有的成功增长模式时，“还是要稍微保留一点灵活性”。因为，过去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有很多外部条件所决定，这些路径也不是完全的一帆风顺，存在着增加资本、提升劳动生产效率等方面的问题。

　　日本上世纪错误判断大趋势

　　那么，作为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又该如何判断前方的大趋势呢？珀森说，我们不得不问自己一系列的问题：在哪个点上短期的问题会变成长期的问题？或者在哪一点上会出现金融危机或者金融上的一些波动？经济发展的走势，究竟是会出现房地产的繁荣，还是会出现泡沫的破裂？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一些判断，不可能简单地使用数据或看看最近发生了什么，来判断未来会发生什么”，珀森以日本的“不断犯错”为例：“（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们相信‘我们的增长速度太快了’，而没有认识到这种增长的方式可能不是特别具有可持续性；到（上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日本的银行表现有好几年都不是特别好，而政策制定者却认为这就是新的常态，‘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实际上那个时候真的应该往回退一步看一下大的趋势。”

　　相信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说到近来相当热门、许多经济学家就此发表大量论文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珀森首先厘清概念：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人均GDP达到一定的水平，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例如在日本出现的情况”。但对于“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议题，珀森却明确表示：“在彼得森研究所，我们确实有些人在研究这个问题，但却得出了和日本完全不同的结论。”

　　“我的一名同事研究的是成长经济学，他发现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指向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当然如果你到了城镇化已经完成，而不得不推动技术发展时，可能会发现要取得新的经济成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珀森说，在这一点上，需要研究的是台湾的例子，因为台湾的经济体也是建立在政治和经济的紧密联系之上的，对中国内地有参考价值，“当然，中国内地的经济体量比台湾要大得多，因此腾挪的空间也会更多”。

　　在珀森看来，还有一个坚信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理由是，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农村地区有待发展，这些地方仍然有数亿人口，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还远远没有结束，“制造业会慢慢移到中部、西部，还会继续带动经济的发展。”

　　当前最紧要的是地方债问题

　　在回答“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资本市场增长，打破发展僵局和瓶颈？”的问题时，珀森则表示：“其实我还是从一个学习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直言不讳：“改革的列表上面有许多的待办事项，关键是哪些事项先做，哪些事项后做，中国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可选方案并不是很多。因为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结果都是双面性的，既有好的，又有不好的地方。”

　　在珀森看来，当前最紧要的一点“政府已经开始做了，但还需要加速解决”的，就是地方债问题。“在这方面，要确保没有任何其他的替选方案，也没有任何寻租的空间，以及其他任何的可以降低整个改革措施质量的空间”，珀森进而建议，希望未来中国政府能够对那些风险要素进行良好的归管，“如果有一些政府担保，或者说是政府的背书的话，一系列的综合性改革可能会更加顺利地在未来得到推进。”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珀森则强调，这的确是个发展方向，但如果要谈论发展模型和人类福祉的话，需要考虑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人口迁移”或者说“劳动力市场全球化”，“一些在本国没有得到充分就业的人，跑到其他国家找工作，赚了钱以后再把钱汇回国内，如果积聚到一定水平，也会产生很多问题，在探讨未来成长动力时，这些问题也必须综合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