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多，未必都是好事。他担心的一个现象是，欧美公司手里持有巨量现金。这是为了预防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同时说明很多企业缺少好项目，不愿意再投资，新的投资周期并没有出现。“不像1997年，所有人都会说，光纤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领域，可以投入大量的美元，”他感慨，“这种好日子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当然世界的技术进步仍然在进行中，比如说3D打印、基因科技进展等，都会改变生活。但技术发展放缓的状况，对新兴的亚洲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带来一系列的影响。

　　珀森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他的观点。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经济体，一种是处在科技创新前沿的国家，人均GDP可能超过5万美元，比如美国；另一类国家可称之为“追赶型国家”，比如中国，有能力移向第一集团，但现在还在不断调整、吸纳并应用各种各样的技术。那些前沿国家以某个速度发展着，而另一些国家在追赶。他请听众想象一下，如果第一集团国家的发展速度下降了会怎样？——追赶型国家的发展速度相对变快，两者间的差距在缩小。

　　当没有足够的动力让第一集团的国家进一步发展，第一集团国家的创新和技术发展就会放缓下来，而追赶型国家的发展速度则会加快。“知识产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们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创新，保护得太多，就没有创新。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我们需要一种额外的措施来实现这种整合。”

　　当然，在整合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起伏。他承认，美国现在对于其经济的控制力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但美国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减震器，比如说美国可以进行量化宽松，减少开支等等。整个世界因为美国经济的变化会产生非常大的溢出效应。

　　珀森博士提出，富有的国家会认识到结构性的改革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我们知道人们不可能总是理性的，即使是理性的人在一起，也会出现一个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会变得非常困难。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在中国都有既有的利益集团，要推动他们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知道未来能否看到更多的结构性改革，尽管结构性改革对于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至于技术进步放缓对全球汇率以及资本流动的影响，他认为人们当然应该在高增长的经济体中获得更多的资产。当新兴国家比如说中国货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富裕国家更多的现金会流向那些新兴经济体国家。

　　创新放缓，使得西方知名大企业的研发、高端制造正逐步搬到国外去。他提醒说，那些理性的投资方会喜欢这种情况，但是这里面存在利益冲突。当现金流出富裕国家，进入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同时会带来知识、专长、技术等的转移。这未必是富裕国家情愿的，在对外投资方面，不一定会像过去那么友好。

　　他看好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理由是，过去的40年，在没有牺牲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巴西、印度、东欧等国家的大量人口，从原来的贫困阶层进入了中产阶层。这些国家的中产阶层，希望全球化能够继续。他建议作为投资者的每个人，要好好想一想接下来几年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包括美国利率方面的变化。

　　珀森最后强调说：“在西欧也好，美国也好，新兴市场也好，国内的结构改革成为一个关键因素。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还不仅仅包括技术。我觉得在中国这点尤其明显。”

　　本报记者 谈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