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 

　　与毛泽东有合影

　　2013年夏，我回到中国，在拜会“白求恩精神研究会”时，获知该会近期的重大成果：发现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

　　人们都知道，白求恩曾去过延安，并与毛泽东见过面。但是，迄今为止，却没有留下过任何照片和文献记录。所以，毛泽东究竟何时接见过白求恩，似乎也成了无法确认之谜。被掩埋了七十多年的历史真相，却由于一张偶然发现的照片，得到了证实。

　　看到那张黑白照的复印件，我毫不犹豫地断定，这是真实的，绝非伪造。 

　　白求恩和毛泽东侧身并排而坐，似乎是坐在小板凳上，在一个光线幽暗的场所，与其他人一起观看演出。毛泽东头戴红军帽，手托下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也许，他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身旁这位国际友人，请别人悄悄拍下了这张照片。

　　为什么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竟然埋藏了这么久才见天日呢？据说，照片的拥有者是一位叫比尔·史密斯的加拿大老人，长期以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由于他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才去结识了一个中国移民，并向他展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珍贵文物。

　　负责会讯的马总编说，据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期间，曾给比尔·史密斯的母亲莉莲写过多封信件，介绍八路军抗日情况和他的工作感受。这张照片就是白求恩送给莉莲的许多照片中的一张。比尔还有许多在中国出生的父亲爱德华·史密斯的遗物，其中有从中国带回加拿大的清代的绣花丝绸长袍，以及记载爱德华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作为加拿大志愿军领袖的历史文物和资料，还有加拿大工人运动中的历史相册和史籍。“这张照片很可能是白求恩用自备相机拍摄的。这也是该照片没有在中国被发现的原因之一。据考证，1937年底，白求恩动身来中国之前，专门在加拿大买了一台柯达莱丁娜II型相机。从这张照片的取景和用光等角度来看，不像是出自专业摄影师之手，很可能是白求恩让别人用自己的相机帮助拍摄的。当时胶卷比较珍贵稀少，白求恩应当是在离开延安、奔赴五台山之前，把照片洗印并寄给加拿大的莉莲的。”

　　“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理事们希望，我能够协助他们寻找到老人，接续起断线的风筝。

　　返回加拿大之后，我立刻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的朋友——远在蒙特利尔的法裔女作家米雪。过了很久，我收到了她的一封电邮：“我们找到了比尔并和他见了面！他手中有很多白求恩写给他母亲的信。知道吗，最后一封，是爱情信！”

　　爱情信？

　　Part2

　　晋察冀风雪天使

　　在加拿大生活了几十年，风闻过围绕着白求恩医生的不少逸闻趣事。这位中国人民心目中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他的故乡，却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西方社会对白求恩的微词，除了源自冷战思维的影响之外，也基于他在爱情生活上与众不同的率性与浪漫。

　　我却不以为然。我看到的，是一个直面真实的勇者。那种果敢与坦诚、光明与磊落，相较于遍地开花的投机钻营、谄媚逢迎，恰是人类稀缺的珍贵品质。

　　白求恩在祖国那积压已久的郁闷和沮丧，在抵达东方的神秘古国之后，才终于得以释放。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曾如此形容自己的心境：“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最高尚的那一类。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

　　白求恩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像磁石，吸引过许多优秀的女性。初抵加拿大时，我曾浏览过一本英文传记。其中有个细节，多年过去了，仍滞留脑中，新鲜如昨。

　　在晋察冀边区艰苦的岁月里，白求恩曾与八路军驻地附近的一位基督教女传教士有过一段引人遐思的交往。那座教堂建立在五台山腹地，里面居住着一位从新西兰来华、名叫凯瑟琳的年轻姑娘。也许是久居深山老林，难以见到一位“同类”吧，交往之初，凯瑟琳便显露出掩盖不住的热情。

　　那年白求恩四十八岁了。第一眼，他便看透了，能够打动面前这位女性的，绝非个人得失，而只能是信仰。白求恩与凯瑟琳秉烛长谈，津津有味地分享她珍藏的红酒，品尝她用羊奶制作的乳酪。可是，当他动员姑娘加入抗日阵营，为八路军的医院尽一己之力时，却碰上了铁壁铜墙。

　　放弃，从来就不是他所熟悉的字眼。

　　第二日清晨，朝霞刚刚洇染了崖畔的青石壁，凯瑟琳的身影已出现在小镇上。年轻的姑娘顶风冒雪下山，前往日军占领的北平城，去购买受到严格监控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而白求恩则在日记里留下了他的感慨：“我遇到了一个天使：凯瑟琳。如果她不是天使，那么这个词汇又意味着什么呢？”

　　严冬降临时，日军占领了五台山，白求恩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模范医院诞生仅仅两个多月，便在炮火下惨遭摧毁，夷为平地。八路军被迫转移……直到春风潜入山林的某个夜晚，院子里忽然传来同伴们的欢呼声。凯瑟琳小姐回来啦！

　　白求恩冲到门外，四下里张望，“哪儿？她在哪儿？怎么不把她带过来？”

　　星光下，找不到凯瑟琳苗条的身影。只看见了两匹骡子。上面驮着医疗设备和药品，还有一封长信。

　　亲爱的白求恩医生：

　　和你会面的第二天，我就动身去北平了。一路顺畅。经过数天的跋涉，我终于抵达了这座美丽的东方古城。多么遗憾你没能和我一起旅行啊……

　　抵达北平次日，我便带着你交给我的那张清单，去了莫里森大街那家大药房。因为我所需要的数量过于庞大，所以店家拒绝出售给我任何药品。显而易见，日本人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严防任何医疗物资包括药品流出日本占领区，用于军事目的……

　　可以想象得出，当你得知，我终于弄到了你所需要的全部物资时，心里该是多么快乐啊！虽然这整个过程搞得人精疲力竭，我却非常高兴，能为你，而去做这一切…… 

　　你真诚的，凯瑟琳

　　没有一个“爱”字，不见一丝晦涩。我却从字里行间，清晰地捕捉到年轻姑娘矜持含蓄、竭力掩饰的深情。

　　后来呢？我们可敬可爱的天使凯瑟琳小姐最终去了何方？黄鹤杳然。唯一知晓的是，日军占领了五台山之后，那座白云缭绕的青灰色的基督教堂，也焚于战火和硝烟。

　　Part3

　　再见，亲爱的莉莲

　　难道说，白求恩没有在五台山上接受凯瑟琳小姐抛来的红丝线，与那位天使般的姑娘失之交臂，是因为他心中早已另有所属？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呢？午夜梦回时，这一悬念时时敲击着我的胸口，令我生出无限的遐思与期待。然而，米雪和她的朋友们虽然会晤过比尔·史密斯，却对他的家庭住址和联络方式一无所知。

　　怎么办呢？网上搜索后，立即就发现了老人的踪迹。原来，早在2012年春天，英文媒体就已刊登过新闻，报道了老人手中珍藏有历史文物这一消息。在英国记者的协助下，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了比尔·史密斯的下落。双方通信之后，又经过数月之久的耐心等待，才终于约定了周末见面的时间。

　　那是个初秋的傍晚，落日余晖笼罩着百年老屋幽暗的客厅。靠墙立着的木架上，巴掌大的镜框里，嵌着一枚黑白照片。女郎正当妙龄，身穿深色毛呢大衣，发髻上斜扣了一顶贝雷帽，明眸皓齿，优雅端庄。

　　老屋主人车祸受伤，坐在沙发里，双手握紧拐杖，竭力挺直了腰板。方格衬衫皱皱巴巴，牛仔裤露着破洞。花白的头发似秋风中野草，散披在额头、肩上。唇角紧抿，双颊深陷，凸显出一条条刀刻斧凿的沟壑。

　　“你母亲和白求恩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懒得抽丝剥茧，我单刀直入了。

　　还是唐突了。老人缓缓摆了下头，眉目间绽出一缕高傲。“我从来没有问过她。那种问题是极不得体的。我们英国人从孩提时代起就受到教育，要掩饰自己的感情。也许，你会觉得我们很冷漠。但我们只是竭力控制住自己罢了。”

　　老人勉强弯下腰板，从茶几下取出一个牛皮纸袋，抖着双手，小心翼翼打开了一个巴掌大小、已经破碎的灰黄色信封。“都在这儿呢，你慢慢看吧。当初发现时，就是这种模样。”

　　打开信封，展开里面那张边缘磨损、发黄的信纸后，露出了夹在信纸中间的二寸见方的珍贵照片。是真迹。照片的背面，依稀可辨白求恩亲笔书写的潇洒的钢笔英文字迹：

　　毛泽东和白求恩

　　延安

　　38年5月1日

　　我不忍触碰那张布满裂纹、几近破碎的信纸，便把它平摊在面前的茶几上，俯身其上，借着落地灯投下的光亮，仔细辨认上面模糊不清的字迹，边看边译。

　　中国河北西部晋察冀军事区 G.H.Q.

　　1939年8月15日

　　亲爱的，

　　为了你，我在中国地图上的许多城市到处散发信件，在延安发过，在北平发过……殷殷地盼望着，你能收到它们。可是，看来你却像从未收到过一封信。

　　今年三月和五月，我都从北平给你发过信，指点你到那座城市去。从北平城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十分方便，只需两天路程就够了。然而，我的联络人却只得到了这样一个回复：“没有经费。”后来，有几个传教士要返回加拿大去，其中一位十分同情我的处境，因此也给他们带过话。从春天到夏天，整个这段时间我都在河北中部停留，由于完全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经常接连数月都与外界彻底隔绝。

　　我准备回国停留几个月。我的工作需要很多钱，但我却什么也得不到。我真不明白，从加拿大和美国筹集来的资金都去了何方？我在这儿建立的医疗培训学校中，有二百位医生需要培训，每个月都需要至少一千块银元的经费。

　　我计划在11月份时动身，这样，在1940年的二月底就能到家了。因为我要绕道南方，路途遥远。

　　我曾给你拍过一封电报，让你不必马上来此地汇合了，而应当留在加拿大等待我。至于我嘛，当然必须留在这里工作。如果你仍然保持着和我一致的信念，那么，明年你可以随我一起，同返中国。

　　我是七个月之前收到你最后一封信的。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收到过来自加拿大或是美国的只言片语了。

　　啊，上帝，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极度疲惫，瘦弱不堪，已经精疲力竭，油干灯尽了。也许，你不会再喜欢你的老家伙了！

　　再见了，亲爱的莉莲！

　　白求恩

　　爱情，是无可隐匿的。在抬头的称呼上，白求恩使用了“Darling”这个仅仅用于恋人之间的字眼。在他书写这封信的时候，岂能预料，恰恰是在两个多月之后，也就是他预计要动身回国，为中国人民抗战募捐的11月12日那一天，他将要永远告别这个世界，长眠于异国他乡的黄土地上，再也不能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恋人身边了。

　　比尔拿出了另一张老照片，二寸见方，是白求恩的半身像。虽然那时的诺尔曼已开始谢顶了，但比我们熟知的他在晋察冀边区的那些历史照片，此时的他面颊尚圆润丰满，目光温存，且含着一丝顽皮的浅笑。照片的背面，是他用钢笔书写的手迹：

　　给莉莲，

　　捎去我的爱，

　　白

　　38年2月6日于香港

　　“不是说，他给你母亲写过很多封信吗？怎么只有这一封呢？”我渴望看到更多的真迹。

　　比尔摇摇头。“也许他写过不少，但我母亲都没有保存。就连这最后的一封，夹着他与毛泽东合影的这封，也是在我母亲去世后，我整理她的遗物时才发现的。”

　　“你父亲是否知晓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呢？”我大胆地追问。

　　老人的父亲爱德华·史密斯，是加拿大共运史上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密斯夫妇在多伦多建立共产党分部、组织工人运动、为底层人民争取权利。“我父亲与人合著的剧本《八个男人要讲话》，是加拿大当时唯一的禁书。”

　　网上查阅，发现了该剧的背景资料。《八个男人要讲话》创作于1933年，阐述了加拿大共产党创始人的故事。当时逮捕了八个人，剧本描写的，便是对这八个人的审判与囚禁过程。

　　一个叱咤风云的汉子，能否接受自己的亲密战友和妻子之间的暧昧情感呢？也许，这对夫妻之间的感情早已出现了裂痕？

　　比尔摇摇头，目光投向玻璃窗外逐渐模糊不清的树影，似乎有意避开我的视线。“上辈人的感情纠葛，我不知情，也不愿胡乱揣测。母亲在世时，从未和我提起过她与白求恩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会很尴尬的。”他耸耸肩，自嘲似地笑了一下，接着补充道，“我只知道，我来到人世，纯属意外。母亲年轻时，患过肺结核。那个年代，肺结核与如今的癌症一样，几乎等于不治之症。大多数患者都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听候死神的召唤。”

　　在为无钱医病的穷人义务诊治的过程中，白求恩自己也染上了肺结核。在濒死的体验中，他研制发明了一种新的治疗方式，并率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治好自己之后，才将这个方法用于其他患者。

　　“我母亲也是被他治好的。他摘掉了我母亲一半的肺叶。你想想嘛，一个只剩下一半肺叶的女人，身体那么孱弱，怎么会有怀孕生子的欲望呢？”

　　我抬起头来，盯着像框里那个年轻女人优雅秀丽的轮廓，陷入了惆怅。也许，获悉了来自遥远的东方那个令人心碎的噩耗之后，莉莲才终于放弃了与恋人重逢的梦幻，选择了做一个母亲，像一切普通女性一样，循规蹈矩，了此残生？

　　不管怎样，1942年3月，比尔·史密斯在多伦多城北出生了。

　　Part4

　　日本军旗留给她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爱德华·史密斯率领加拿大志愿者组成的“红军”，前往西班牙。比尔给我看了几张摄于西班牙战场的照片。其中一张，可见爱德华负伤后躺在担架上，身旁还有其他伤兵，个个都是稚气未脱的年轻人。

　　在另一张照片上，我看到身穿大衣的白求恩蹲在水沟旁，伸出双手，正在小心翼翼地往水里放置什么东西。比尔解释说，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上发明了输血技术之后，因为没有冰箱，所以只能把采集到的鲜血储存到酒瓶里，然后泡在河沟的冷水中保鲜。

　　内战以共和军的惨败而告终后，白求恩原本计划返回加拿大，继续行医。此时，爱德华的妻子莉莲却告诉他，你应当去中国，因为那里的抗日战场更加需要你。正是因为这个心爱的女人的建议，白求恩才一改初衷，转而奔赴神州大地。

　　“白求恩在他的遗嘱中，特意提到过，要把那面八路军缴获的日本军旗，留给我的母亲，作为纪念。”比尔说。“你所读过的那本白求恩传记，是他的战友们合写的。我母亲也是校对人之一。但她却没有在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

　　此后，莉莲独自一人居住在多伦多城北那座红砖小屋里，度过了深居简出、默默无闻的岁月，直到1977年离世。

　　比尔说，安葬了母亲之后，他在整理遗物时，打开了母亲床头柜上的一只黑红两色、雕刻精美的漆盒。古老的漆盒，来自爱德华出生成长的东方古国。里面存放着的唯一物件，便是这封寄自太行山的信函与照片。

　　我盯着这张曾被无数次地展开、叠上、又展开、又叠上、几近揉碎的信纸，悄悄对自己说，在那寂寞无声的漫长岁月里，这个女人的内心世界，一定无比丰富、无比充实。

　　随着莉莲带到另一个世界的，也许，还有那一大摞寄自太行山、如今下落不明的信件吧。多么遗憾，后世的人们，将永远无法寻找到那个被尘封的历史角落，揭开那也许是美丽、也许是忧伤的谜底了。

　　谈兴正浓，夜幕已低垂。我邀请比尔与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征询他喜欢什么口味。老人说，他从小就受到家庭影响，所以喜爱中餐，还特别爱吃贵州风味的辛辣菜肴。

　　饭后，步出餐馆时，比尔回眸一顾，幽幽地说，这是他第一次踏足这家当地有名的中餐馆。然而，饭菜虽然丰盛可口，他对餐厅墙上的那几幅日本歌舞伎水彩画，却实在不喜欢。

　　我脑中飘过一面沾满硝烟的日本军旗。留给莉莲。

　　Part5

　　寻找恰当的归宿

　　几周之后，我给比尔发去了一封邮件，告诉他，北京的“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准备派团来加拿大，参观考察之外，也想拜访一下白求恩战友的后人，亲睹他收藏的珍贵文物。很快就收到了比尔的回复。他说，腿部的伤痛减轻些了，他可以亲自开车，到滑铁卢来看望我，好好商谈一下。

　　日近正午，比尔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走廊里，仍然一瘸一拐的，拄着手杖，肩头挎了一只破旧不堪的帆布包。

　　他坚定地谢绝了我的好意，不让我为他购买午餐。“我不愿意让你再次款待我。人必须平等，才能相处，决不能靠人施舍。”说着，他从口袋里摸出来几枚硬币，说是买杯咖啡喝就够了。

　　“我的梦想，就是每月能有五百加元的收入，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现在，我却连这个数目都快得不到了。退休金少得可怜，根本不够用，我那座房子里面，我自己住一间，另外两间卧室，都出租给房客了，这样，每月可以收点租金，贴补日子。但是，那座百年老屋实在是太旧了，门窗、地板、水管，都需要修理更换，可我却拿不出这笔钱来。实在没法子了，我不得不拿出来保存了四十年的父母的遗物。”

　　十五年前，妻子终于忍受不了他的穷困，带着年仅九岁的女儿离开了这个家。妻子走时，按照法律，拿走了一半财产。从此，他更加落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

　　“她是个善良的女人。离开我，是正确的决定。”比尔眼中涌起复杂的波光。

　　“经历了这么多。如今，你还是共产党员吗？”

　　“当然！”老人挺了挺胸脯，目光笃定。“我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一共八个人，全是男的。”

　　脑中浮现出上世纪三十年代遭禁的那个剧本《八个男人要讲话》。

　　“我们现在只是每月两次，在星期日的上午，聚到我家里，一起讨论读书心得体会。”

　　“你们读的都是哪类书呢？”

　　“当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例如美国纽约的大学教授大卫·哈维的专著。”

　　“到底是爱德华的儿子呀。”我笑着说。

　　老人露齿大笑。忘记了英国人的骄傲。

　　看到他终于轻松了，我转了话题。“谈正事吧，请如实告诉我，您的期盼是多少？我将尽我的全力，帮助你达成心愿。如果我个人能够承担得起，我将十分乐意购买这张照片和这封信，再把它们转交给中国的适当机构，让这些历史文物寻找到最恰当的归宿。”

　　老人听罢，却收敛了颊上的笑容。他叹了口气，摇摇头。“彦，我看得出来，你，是买不起的。我在这个世界上，大概还能活十年。我需要六万加元。”

　　两周后的一个清晨，在多伦多城北喜来登酒店富丽堂皇的大厅里，“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一行四人，在我的引荐下，与老人正式会面。

　　北国初秋，寒霜已降，车窗上凝结着昨夜的露珠。头天晚上，比尔驱车三四个小时，深夜时抵达多伦多，就在酒店大厦后面一条狭窄的小巷里，找了个免费停车的地方，蜷缩在车中，度过了一夜。“很舒适。还省钱。”比尔指着铺在车中的毯子说。“我昨天特意去理了个发。你觉得怎么样？”他晃晃在风中飘拂的白发，笑着问我。

　　少将和大校们从电梯中款款走出，与比尔握手言欢。灯光闪闪，照亮了老人略显局促的面容。大家就座后，比尔凑到吧台前，买了杯咖啡，捧在掌中慢慢吸吮，温暖着冰凉的手心。

　　代表团返回北京后不久，我收到了他们的来函。

　　“这次和比尔会见，心情很复杂，为他的境况所担忧，为我们无法更好地帮助他而遗憾……所以，这件事情只能暂告一小段落……”

　　当然，我能充分理解他们的考虑。但这样的消息，我踌躇再三，终是不忍告诉老人。于是，我写信给比尔：请你耐心等待，给我一些时日，让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在中国发表后，看看是否有人肯出资购买这批意义非凡的历史文物，帮你排忧解难。

　　2015年3月发自加拿大滑铁卢

　　图① 白求恩与模范医院同事们合影

　　图② 到中国后白求恩留起了山羊胡

　　图③ 白求恩的恋人莉莲·史密斯（摄于上世纪30年代）

　　图④ 1939年白求恩在唐县和家庄编写医疗教材

　　图⑤ 比尔·史密斯近影

　　图⑥ 比尔向作者展示白求恩与毛泽东的合影、写给莉莲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