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与台湾作家蒋晓云做对谈，说说她的新书《掉伞天》。这是她在大陆出版的第三本书了，《百年好合》、《桃花井》取得不俗成绩之后，她再次回到大陆面对读者，不再是那个并不算新的新人。而“新书”二字，其实也不确切，书内大部分小说都属她的少作。聚焦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台湾青年男女的婚恋。但令人意外的是，小说所呈现的伦理与当下的中国大陆诸多情形都颇为相似。

　　那是经济方才起飞的台湾，许多家庭渐渐步入小康，开始有闲时闲钱更有规则地思考小儿女的“终身大事”。女生有了更良好的受教育的权利，从小就受到多方面培养，多年以后有了硕士、博士的学位。然而当学业完成、蓦然回首时，却发现同龄男生的好日子方长，自己的处境倒是越来越不容乐观。

　　《掉伞天》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小说女主人公是二十七八岁，都纤细敏感。都爱过，自然也就知道什么是爱，什么只是选择。然而，社会并没有给她们更多的空间不辜负自己的学养。她们在婚恋道路上依然像一个旧时女子般，将嫁人当做人生一等一的大事，哪怕面对的那个人也不怎么理想。嫁不掉、嫁不好就仿佛脚边不远处的地雷令人心惊胆寒，旁人任谁都能无端奚落一番。殊不知女人嫁不好的概率太大了，嫁不掉，其实也没什么，焉知非福。嫁不好，更是寻常事，只是没有他，又何来今日的你。

　　记得有一次我在蒋晓云家喝茶，那时她正在犹豫要不要在大陆出版《掉伞天》。蒋晓云以为这样过时的故事大约没有人会看，我十分反对。一方面我很喜欢这些小说背后的价值，喜欢那个年轻时候那么前卫、叛逆又通世情的她。早就活过她当时写作的年纪，我却远没有她那样自信勇敢。另一方面，女人在任何时代想要做些自己的事都是很难的。因自食其力而吃的苦都像是自作自受，八方冷眼都不知出处何来。我们小的时候人人都看过的电视剧《上海一家人》，主题歌唱的就是“从来女子做大事，九苦一分甜。”我八十岁的外婆，也曾经听完我碎碎念抱怨琐碎日子多难捱时忽然说，“小丫头，一世人生吃得苦中苦，外婆这一生的苦已经吃完了，但你的还没有吃完。你不能急。”我没有急，急着去吃苦。她好像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又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蒋晓云说，她结婚时夏志清曾经问她嫁了个什么样的人，她说：“就是普通的人呀。”夏志清于是用特别江南的话说，“这不灵的不灵的，你应该要做官太太。”蒋晓云很不以为然说，“我为什么要做官太太”。三十年后，蒋晓云在台上，她的先生在台下，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凝望，背后也有三十年风雨、三十年共同成长的悲欣。读者问她眼中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底下掷来一道清澈的目光。

　　蒋晓云笑称当年很多雄心勃勃要嫁怎样怎样的人的女孩子，后来也都有各自的状况。逐着时间，很难说有真正的赢家，是仅仅通过婚姻博戏而胜。没有一帆风顺的婚姻，恰如没有风平浪静的人生，有生之年所要亲历的生存磨砺、狭路相逢的情难，谁都不能幸免。也不是没有峰回路转的机缘，然而有的人等得到，有的人错过了，有的人带着憧憬抱憾，有的人明知道是自己选错了却爱说是命运的错。

　　蒋晓云有一篇散文《花式摔跤》，文中写，“人生在世，哪有不磕磕碰碰的，只是表面上看不出来伤痛。你看我坐在前面完好无缺，没想到手肘里有根刚断掉的骨头吧。”这样的话，说人生是人生，说感情也是感情。说得这样痛，却仍被认作“好命”，可叹所谓声名，不过是万千误解的总和。

　　江蕙有首很好听的歌叫做《当时欲嫁》，写春分花开又一年，“往事一点一滴轻轻过，原来酸甜苦辣有这样多”。人有时间遗憾，恐怕正是因为风和日丽、国泰民安。人之为人的孤独，无论结婚与否都不得不面对。失眠愁楚是面对，木知木觉是面对。觉得近来天气真好，“搬土来种这丛花，新芽来望春风吹”，其实也是一种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