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是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齐名的日本战后三大作家之一。他的重要作品多集中于创作后期，即写于日本战败后的1945-1948年这三年之中。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由竺家荣先生新译的《人格失格 斜阳》，便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三部代表作中的两部（另一部是写于1947年的《维庸之妻》）。这几部作品问世后，无不引起轰动。

　　《人格失格》中的主人公阿叶是官员的儿子，自幼体弱多病，纤细敏感的心灵受尽了家人、用人、同学、师长、朋友的羞辱和伤害。他必须扮演“小丑”借以隐藏自己的真情实感，才能克服心理上的恐惧和不安，与别人相处，得以生存下去。在同学堀木的唆使下，他参加了非法的马克思主义地下团体；又与女招待常子同病相怜，两人跳海殉情，常子丧命，他却得救，结果以教唆杀人的罪名锒铛入狱。出狱后，他在堀木家中结识了在杂志社工作的静子，开始与她同居。靠着给静子的杂志社画漫画，叶藏的处境得到了改善。然而，居住在女人家“男妾”般的生活终究使他感到屈辱，所以又搬了出去。酒吧里的女招待良子纯洁无瑕，让他 “毫不犹豫地决定偷摘这朵美丽的鲜花”。他与良子结婚了。然而，良子由于过于单纯而遭人奸污，使阿叶的精神崩溃。他彻底失去了理性与人格，陷入了嗑药、画春画、买醉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恶劣的家庭生活环境与战后萧条的社会氛围，世态炎凉，人情浇薄，造就了阿叶孤僻乖张的个性。他以纵情酒色、自甘堕落的方式对抗黑暗的社会，等待他的只能是绝望的深渊。太宰治塑造的这个人物充满了人性毁灭的沉痛。不过，就刻画人物的丰满程度及文学性而言，《斜阳》可能更加出色。至少。在表现阿叶扮演“小丑”以应付险恶的世道时，除了他两次不太好笑的“穿帮”描写，对其“小丑”形象着墨更多的是抽象的心理独白，缺乏笑中含泪、泪中含笑的细节支撑，因而削弱了这个人物的个性说服力。

　　相比之下，《斜阳》在人物塑造、细节刻画、环境氛围的营造与心理描写的融合上更加细腻生动，因而更富于艺术感染力。由于丈夫的去世造成家道的中落，贵族出身的母亲无奈地跟着女儿和子从东京搬到偏僻的伊豆山村。她最终接受了这一现实，并以自己的和善乐观与高贵的气质，处处给予困境中的女儿以抚慰和支持。新居不幸遭遇火灾，和子难受极了，母亲一句安慰的话——“没什么大不了的，柴火本来就是用来烧的”，让女儿转忧为悦。接下去是这样的一段描写，心情好了很多的和子站在母亲背后，“隔着中式客厅的玻璃窗眺望早晨伊豆的海面，最后母亲平静的呼吸和我的呼吸完全合为一体了”。此时，环境与人物融为一体的描写闪耀出了动人的光辉。

　　小说中还有一段母亲为女儿织就淡牡丹色毛线衣，和子从不屑一顾到二十多年后终于领悟了母亲出色的审美能力的细节描写，也给人印象深刻。母亲从未强迫要求女儿接受这件毛衣，也没有做过任何说明，“只是若无其事地默默地等待我真正明白这种色调之美的那一天的到来”。她的善良与高贵在这件毛线衣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母亲在病痛的折磨中告别了人世，但她含笑离世，“看上去比活着的时候还要优雅”。小说以她的去世象征了贵族阶层在战后日本的彻底终结，斜阳再美丽，终将沉落在地平线上。与母亲对应的是以柔弱之躯支撑摇摇欲坠的家庭、抗争旧道德、苦寻新生的和子以及在堕落的时代无法苟活、最终走向毁灭的弟弟直治的形象。太宰治通过这三个个性互异而又互相呼应的人物，表现了二战日本战败之后贵族沦落到社会边缘的窘境，可以说是他为没落阶级唱出的低沉哀怨的挽歌。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斜阳》中的直治在母亲去世后不久自杀了，实际上是太宰治在写完《人间失格》后弃世的预告。他以自己殉道般的写作达到了文学生涯的顶峰，也以这种决绝的方式完成了人生的救赎。太宰治作品中的现代人危机意识、对战争的反省意识、世纪末的颓废意识，至今仍有直击人心的力量和警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