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一个寻常工作日，从上海飞往北美的一架航班上，占比例最大的人群，不是留学生或出差党，而是老人——美裔的老年游客多，已是我们习见；但中国大妈之多之熟练平静，则是意外。虽然机场免税店里人流依然熙攘，但不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人人一窝蜂地冲进去狂买血拼，然后大呼小叫全无顾忌。正好相反，入目是备好润肤水穿着舒适利落运动装的中年妇人，入耳是摆渡车上一位五六十岁大妈对着手机吴侬软语做投资决定的片断，包括头等舱和商务舱里，一样坐着不少泰然自若、显然很有旅行经验的中国大妈或老妈。

　　“中国大妈”这个词，到目前为止，多是带着些财大气粗却壮硕庸俗意味的，在某种程度上像20年前的暴发起来、浑不吝的膀儿爷，是国际上普遍接受的经济发达却还不能理性有序的当代中国社会的象征性符号。她们满世界消费和投资，拨得动全球资源行情，却并不懂什么精确计算的复杂经济模型，她们扎堆广场舞健身娱乐，生机洋溢声势夺人却未必让你感受到优美。

　　中国大妈或许还有我们尚未知悉、没有正视的另一面。至少，我很难把她的形象与相当一部分上海女人联系在一起——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但一个挂着“嗲”、“作”、细致、精明、能干、有气质等标签的群体，转身再转身，与“中国大妈”仿佛都是两路。

　　上海是个各类人群都很容易被贴标签的地方。明明哪个地方都有男人女人，惟有“上海男人”、“上海女人”，一经描摹就声名彰著，是春晚小品和影视剧里反复出现的一种符号，也是作家、社会学家都要站出来解读的一种现象。

　　眼下正在日渐生动清晰、却也日渐抽象固化为符号的一个上海人群，是“上海丈母娘”。

　　她是伴随着外来人口增多和上海房价高企而逐渐现身的，最常出现的地方是年轻男性谈婚论嫁吐槽时和房产广告里。比如近期上海电台常播的广告里，就能盘点出若干段：其一是女生娇嗲询问：“你不是答应给爸妈买房子吗？”其二是霸气的丈母娘劈头训诫：“你想娶我闺女？有车吗？能买得起房吗？”有驯服的男声回答：“买，听您的。您选房，我付钱。”然后是丈母娘“通情达理”的推销声：某某学府公寓，只要某某万意向金……

　　广告最善于感受和捕捉时代心态，然后乘势而上或趁虚而入以博得大众眼球。广告里流行的“上海丈母娘”形象设定，源自社会生活。至于为什么是流行“上海丈母娘”而不是“上海婆婆”，稍稍想想也就能明白——如果可能，喜欢保持独立、隐私、有足够丰富生活内容的上海婆婆，多会选择与成年儿女“一碗汤的距离”而不是强行锲入其中。但对于现世安稳与环境品位的强烈需求，则会让她们面对儿女婚嫁时，有统一、清晰、让未来女婿们心底惴惴不安的门槛——比如房子。

　　这两年，先后听过复旦和中科院的讲师、博士抱怨收入低、购婚房还贷而不能安心于基础研究，也见过年轻精英在上海丈母娘的炯炯目光下为创业还是继续打工而纠结，有时候会恍惚觉得，上海丈母娘已像是这座城市的一道门槛，一个符号。

　　全中国的丈母娘多有共性。但改革开放30年的财富积累，加上强势的女性文化传统，加上一线城市的高昂房价、房产商们的刻意张扬，让上海又成了代表。见多识广、实力和眼界俱高的这一代“上海丈母娘”，或许正是中国大妈里一个独特亚类别，也像中国大妈一样易受粗暴诟病、却又很值得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