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科学及信守学人的承诺，无疑值得称道。历史学家罗家伦就曾称道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一位学人对于他所学的科学像丁在君（文江）先生这样的尽忠，真是很少；而且对于朋友能实践其在学术上帮忙的诺言，像他所采取的这般作风，更是少见。”前者即指丁文江“尽忠”于地质科学。

　　1914年，丁文江留英回国三年后，独自赴云南进行地质调查。1916年地质研究所举行首批学员毕业典礼，丁对学生说，地质调查既艰险又有乐趣。1935年岁末，丁赴湖南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他本可不必亲历，但尽忠科学的信念和精神让他义无反顾地执著前往，他说，“我觉得此种任务关系很大，所以我要亲自去看看，方可使将来计划易于实行。”胡适说丁是“在游兴和责任心的双重诱惑之下，爬上三千多英尺的高山，又走下六百多英尺斜深的矿洞”。此番亲历，丁先踏足衡山，步行至山顶祝融峰；后履屐谭家山煤矿勘察，一直下至矿洞底层，一路备尝艰辛，不意患上伤风。回到衡阳当晚，又因生炉火不幸煤气中毒。由于治疗出现闪失，不出一月竟病逝于长沙，享年未满五十。

　　而罗家伦所说“对于朋友能实践其在学术上帮忙的诺言”，是指罗主持中央大学期间，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有一天去看他，对他说，“现在你主持中央大学，我希望你能够把中央大学的地质系办成第一流的地质学系。”这正合罗意。他趁机向丁提出，“若是你能到中央大学来做地质学系主任，我正是求之不得，现在能否请你答应下来。”丁回道，自己受蔡元培先生之聘到中研院工作，不但不能辞，也不能兼职，但可以“从旁帮忙”。罗不以为然，“中国人开口就说从旁帮忙，实际上这四个字就是推托的话。试问你自己不参加，如何可以从旁帮忙？”丁说，“我答应你从旁帮忙，一定可以做到实际帮忙的地步，决不推诿。”最后丁总算同意受聘为中大地质学系名誉教授，出席系务会议，与闻系务。

　　丁是大忙人，因此罗对丁允诺“从旁帮忙”并不抱希望。然而，每次系务会议，丁不仅与会，而且凡有“所见所闻足以改善地质学系的”想法建议，都提供给罗。有一次，罗去中研院看丁，发现丁正在为罗写信给德国地质学教授斯提莱，咨询在他带教的优秀中国学生中，是否有人可以回国任教。罗感慨道，“在君（丁文江）的这种举动，有过好几次，其目的总是要吸收新的血液，来加强这个学系。”一诺千金，丁说“从旁帮忙”，果然不是虚言。

　　台湾学人潘光哲指出：“丁文江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社群里的角色与地位，值得多方面的深入探索，更往往发人深思。”罗家伦则说得更通透：丁文江“这种爽朗忠诚的格调，实在足以挽救中国政治、社会乃至学术界的颓风，最应该为大家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