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小学几年级开始，书包里放过一种黑橡胶制成的砚台和一锭学生墨，上写字课时拿出齐刷刷地磨，沾满墨污的手拿着几分钱一支的毛笔，按照描红簿上的颜体字，一个一个地描，这也算是书法的启蒙教育吧，后来写字课作业改写钢笔了，不知不觉把毛笔砚台都丢弃了。

　　再次拾起毛笔则是近十年的光景，对我而言，用毛笔写字好像是介于痛苦与快乐之间的一种游戏了，痛苦的是每次提起毛笔犹如千钧，手指全然不听使唤，写出的字个个死蛇僵蚓，虽已购置过法书名帖盘桓了数年，依然不成字。事实上精于书法者，半由功力、半由天分，既然自己天分不足，那玩玩写字的毛笔总行吧。

　　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这种乐事想必也是我的追求之一。书法本来就不是尽人能精，也不一定要人人都会写毛笔，毛笔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反倒更加钟爱起名家制作或名人订制的毛笔。

　　前人重笔因为它是传统书写工具，历来榜居文房之首，今人爱笔则出于赏毫兼赏管，明清遗留的旧笔遂成了收藏的古玩。

　　前日大雪，窝在了书房，望着案头琳琅的文玩，竟也心绪宁静愁意尽消，但凡有了名砚名纸和名墨，名笔是断不可少的，眼下数十款是我近年收集的李福寿、老周虎臣、李鼎和等民国笔庄和名匠徐葆三制作的佳笔，也有沈尹默、黄宾虹、冯超然等书画大家用过的毛笔，材质有竹木、牙管犀皮漆等。当中最有名的还数一支张大千用的“大风堂选毫”，说起这支笔也颇有来历，首先是张学良的遗物之一，得之于去年北京一家拍卖公司中的“定远斋”专场，成交价也超出一张“沪牌”的价格，而且是国画大师张大千自己定制的专用笔。大千先生在制笔用料方面十分讲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早年曾在国内一些知名笔庄定制画笔，中年后游历海外，主要在日本的“玉川堂”、“喜屋”和“高诚堂”几家定制毛笔，他最钟爱的还是“玉川堂”所制“山马笔”，它的笔毫采取的是生长在日本东北岩手、长野、九州岛山马的尾毛，其生长期横跨四季而极富弹力，因量少限产故特别的珍贵，大千即以“大风堂选毫”为名，专门定制从特大号至四号一批精良的长锋山马笔，并用此笔题了“锐齐健圆”、“得心应手”两块匾额赠与“玉川堂”，无疑给了“玉川堂”以最高褒奖，大千有时也拿此笔作为伴手礼馈赠台湾政要，张学良的那支毛笔想必就是大千所赠。

　　那时艺坛还广为传颂一段毛笔情缘的趣闻轶事，1964年张大千旅居巴西期间，曾委托朋友在英国某郡牧场从上千头黄牛的耳内采集到的一磅绒毛，带到东京的“玉川堂”、“高诚堂”和“喜屋”三家笔庄制成50支“牛毫笔”，命名为“艺坛主盟”，并赋诗一首：“雄狮百胜恣横行，执耳升坛众与盟。所向从来无劲敌，敢从纸上笑书生。”大千先生将这批笔除自用外，还寄赠包括毕加索在内的画坛故交谢稚柳等人，而赠给谢老的那对笔，竟辗转十年后方才到谢手，谢专为此赋诗：“十年风腕雾双眸，万里思牵到雀头。英气何堪揺五岳，墨痕无奈舞长矛。蛮笺放浪霞成绮，故服飘飖海狎鸥。休问巴山池上雨，白头去日苦方遒。”两支毛笔心系着两人的半世情义，一时传为佳话。

　　大千先生往往对自己秃废的毛笔采取集中埋葬处置的方法，在旅居巴西的“八德园”、美国的“环荜庵”两处园林中均筑有“笔冢”，取东坡“笔成冢，墨成池”之意，葬笔千支，经常踱步于“笔冢”前沉思，其对笔之敬、之爱、之痴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