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性情中人，爱说实话。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运动”中就遭来厄运。

　　敢于直言的老师陆续被打成反革命，父亲预感不祥，担心连累同校任教的妻子。经努力，母亲调到其他学校。从此，我与弟随母迁居祖父家。

　　不久，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被囚禁。全家的生活陷入困境。按当时农历夏至习俗，孩子们要将一枚熟鸡蛋放入小网兜挂在胸前。为得到这枚鸡蛋，我主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并把家里打扫干净。结果，这枚储存的鸡蛋居然让祖父做了菜。

　　我穿破的衣服由母亲缝补好给弟弟穿，他再将其穿破。母亲把没破的布料，按足底模样一块块剪下来上浆、重叠、晒干，纳成布鞋给我们穿。一日，我嗅到从邻家散发出煮肉香味，对母亲说：“我想吃肉。”母亲不语，眼圈红了。日后，我体会到：能吃上自制咸菜已算幸事。突有一帮人闯进来抄家毫无所获。而后在我们的昌兴里，到处张贴打倒父亲的标语，家已被搞臭。

　　母亲向有关部门申诉无果。放学下班之后，她在惨淡的月色下顶着寒风，骑车至数十公里外的校方求见丈夫，遭拒。但有学生家长透露：薛老师还活着。

　　母亲因没与父亲划清界线，被调到五七干校劳动。有个邻居在祖父面前，悄声夸儿媳美丽贤惠。难得母亲从干校回来，祖父再将这些话转述给儿媳听，激励她不要离开我们这个“反革命家庭”。

　　天色朦胧，母亲不知是黎明还是黄昏，头痛欲裂。有位衣衫褴褛的男子朝家门口走来。他正是被“解放”了的父亲。亲人久别之情，油然而生。

　　据说，父亲无罪，不愿低首，两小将把细铁丝套住他的颈部使劲拽着铁丝两头，强行将他的头反复往下拉认罪，竟至铁丝拉断……

　　毕竟，我们比起那些家破人忙、妻离子散的家庭还算幸运。被视为“小反革命”的我，从被欺负到用凶器斗殴。要不是父亲“解放”，我尚在少教所服刑，延续家庭的不幸。

　　改革开放后，家里收到一封信，寄者竟是出卖父亲的“知己”。我们“怒发冲冠”也不解恨，但父亲原谅了他。于是逢年过节，他便要提着如战败国对战胜国割地赔款似的重礼登门谢罪，直至因病离世。

　　这些年，父母一边倾力将“知己”馈赠的礼物还清，一边则接受他灵魂深处的一份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