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北宋名臣，初由晏殊推荐入朝。因反对太后刘氏干政，被贬到地方任职。1033年，刘太后去世，仁宗皇帝召回范仲淹，任命他为右司谏。那时，依附过刘太后的人，已有不少被降职。范仲淹对仁宗皇帝说，太后受真宗皇帝遗命，保护了他十多年；有些小过错，就不要追究了，要维护太后的形象。仁宗于是下令不许议论刘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但是，因为反对仁宗皇帝废黜郭皇后，批评参与废后的宰相吕夷简，范仲淹又被贬到地方做官。一年多以后，才又召回京城，判国子监。

　　那时，京城到处都在议论被废的郭皇后暴死，与宦官阎文应有关。范仲淹对阎文应极为痛恨，对他把宰相吕夷简捏在手里更是十分担忧。他向皇帝揭发了阎文应的罪状，使阎文应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吕夷简攻击范仲淹不是谏官，这样做是越权的。没过几天，吕夷简让范仲淹任职“权知开封府”。这是京城的最高长官，权很大，事情也很多、很复杂。吕夷简让范仲淹去做这么一个官，一是要他忙于公务，无暇上书言事；二是希望他出点什么错，好借机会打击他。他这两个希望都落空了。范仲淹继续上书，揭发吕夷简任用小人，以及种种弄虚作假的行为。吕夷简向仁宗告范仲淹的状，说他越权，还污蔑他推荐了一个叫韩亿的人是在搞“朋党”，并指责他挑拨皇帝和宰相的关系。吕夷简深受仁宗信任，他所谓越权和挑拨这两条，都是要坐实范仲淹搞“朋党”的罪名；而一些官员则附和吕夷简，群起攻击范仲淹，不由仁宗不信。这样，范仲淹再一次被贬去地方做官。有人为范仲淹说话，也跟他一样被贬。仁宗还下令，不许再有人为此事上书。

　　按说，范仲淹的罪名中有了“朋党”一条，是很难再被提拔的。但是，由于西夏军队进犯，西北边防急需用人而韩琦以全家人的性命担保，说范仲淹决不会与人结党营私，仁宗才重新起用范仲淹，让他担任陕西都转运使。随后他又作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的副手，担任了龙图阁直学士。那时，一旦入阁，就表示朝廷将有重用。

　　公元1043年，西夏向宋朝提出媾和，宋朝的西北边境出现了安定的现象。这一年，范仲淹入京就任枢密副使。不久，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但他心里还是惦记着西北边防，担心会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长期以来，他一直坚持在西北边境进行持久防御，担心边将好战邀功。而此时的仁宗，一心想使国家出现一个太平盛世，几次问范仲淹，国家的当务之急应该做什么。有一次，范仲淹对人说，皇帝是一心要用自己，但事情总有个轻重缓急；国家长时间不思振作，养成的弊端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的。但在仁宗的催迫下，范仲淹终于还是拟就了十件急需做的事，主要讲的就是整顿政府机构和肃清吏治中的腐败。这十件事，在公元1043到1044年，先后以诏书的形式颁布施行，因年号，称之为“庆历新政”。

　　当范仲淹被召回朝廷执政时，大家都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新政一旦实施，很多人就受不了了。范仲淹检查地方大员的名单，把不称职的转运使、提点刑狱的名字勾出，准备全部换掉。有人对他说，他勾得容易，可被勾掉的人，一家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要好。（路是宋代地方建制的最高一级，下辖府、州、县各若干。转运使总管一路财赋，提点刑狱主管一路司法。）官僚子弟做官的特权，很多都被取消了，弄得这些人也怨声载道。考核政绩，不论资历的官员升迁制度，也使很多官员失去了升迁的机会。新政侵犯了官员们的特权，而且规模大，做得又急，引来了很多人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开始攻击范仲淹搞“朋党”。正在这时，境外发生辽国进攻西夏的战争。边境形势又变得紧张而复杂，仁宗于是派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但仍保留参知政事的职位。离开京城后，一些人更是不遗余力地攻击范仲淹搞“朋党”，新政的一些支持者也遭到了贬斥。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上书，申请免掉参知政事之职。他的申请被批准了，他主持的新政，在他离开京城之后，也渐渐被搁置。

　　宋朝善待士大夫，故士大夫敢于犯颜直谏；而鉴于前代教训，宋朝对朋党防备尤甚。范仲淹的“朋党”之罪恰与这两者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