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往往写的是自己的童年。我在王承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同和里》里，看到处处晃动着他的童年身影。

　　《同和里》截取了主人公大耳朵成长史中的一段，这是感觉最为敏感、生命最为鲜活、性格成长最为曲折、表达最为率真、荷尔蒙开始勃发的青涩少年，对外部世界、人际关系以及自我的认知、体验过程。不幸的是，这是大耳朵的人生灰色时期，言行举止，性格发展，思维方法，无不打上了特定时期的冰冷印记，然而又是他的幸运，顽劣少年由是变得早熟而坚强，在阵阵痛楚中体验到生活的磨难和荒诞，还有超过他能够承受的温情与想象。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孩，缺乏应有的关爱与教育，生存环境不说特别恶劣，也无论如何谈不上正常和安全。这样的孩子容易误入歧途，而出类拔萃全凭运气，能够在平庸中一路走来应属上上大吉。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中已经获得了无数证明，也被动地构成这一时代普遍的却为史学家、社会学家所忽视的特征。

　　同和里是典型的上海市民社会，一个相对独立、又与外部世界休戚与共的小世界，这里蚁聚着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尤以后者的生存智慧和江湖规则，无孔不入地体现着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旺盛生命力和文化杂糅特性，或者说，不知不觉中构成了海派文化的一部分。小皮匠（大耳朵的父亲，男孩的对立面，又是领路人）、阿娟（主人公从她身上获得对母性的深化认知与性觉醒，后来成了新疆知青，饱受摧残与凌辱）、陈翠英（差点成为主人公的晚娘）、自产自销甜酒酿的广东嫂嫂（主人公最终认可的继母）、纺织女工、卖黄鱼的家伙、剃头师傅、爆炒米花师傅、卖不干不净小零食的商贩、酱菜店女营业员……还有几位文化程度不一、管理手段比较落后却又立竿见影的里弄干部，构成了弄堂的群像。弄堂口的过街楼、古井旁（以前弄堂大都有一两口井，在自来水引入前为居民供水），其作用类似中国南方农村的“水口”，是自发形成的舆论场、公共空间，也是小说的基本场景。

　　小说以单一主线进行，故事情节围绕小皮匠孜孜以求寻找一个能为他洗衣烧饭陪他睡觉的女人、重建一个正常家庭而展开。而作为公人主和叙事主体的大耳朵则常常在维持原始生命的艰苦努力中不自觉地与父亲的思想行为发生冲突，形成了戏剧性和荒诞性，致使枝蔓横生，牵引人物入场离场或者贯穿整个过程。随着小说的推进，身怀绝技的小皮匠一步步被逼入困境，这是他没有能力加以思考的，这也可能就是作者想要提示的：小人物在大历史的进程中只是个盲目的跟随者和承受者。不过，当历史提供了某种机会，他们常常出于一种生存本能和经验，响应和利用社会总动员，借助革命手段去谋求自身利益。这样的人物与故事，在《阿Q正传》里已经被鲁迅深刻地揭示过，在《同和里》中又一次被重演——事实上是在整个中国的重演。最后，当小皮匠像阿Q那样被打回原形，垂头丧气地归位于过街楼下他的地盘，中国平民阶层劳动者的灵魂才回到一具遍体鳞伤的躯体内，整个人也满血复活了，他要寻找的老婆正在向苦命人走近，此时，弄堂之外的世界已然“人间正道是沧桑”，似乎也与他无关了。

　　这部因为主体叙述天真、细节描写夸张而显得有些滑稽的小说，有许多亮点，高潮部分也表现了大耳朵与广东嫂嫂等人对邪恶力量的抗争，从医院中抢救出备受摧残的阿娟而站上道德的制高点。而我比较在意的是一些江湖规则与个体谋略的冲突。比如外来的皮匠（滨海小白脸）与小皮匠的“比武”，人家是有备而来，企图鸠占鹊巢抢夺地盘，先比文后比武，颇具杨子荣上威虎山接受土匪黑话测试的架势。小皮匠因准备不足钻进了人家的圈套，关键时刻在广东嫂嫂等人的帮助下，凭借不成文的江湖规则，化解了一场危机。这次因抢地盘引发的冲突，与后来小皮匠帮人算命闹出事体后，广东嫂嫂摆圆台面出面打圆场的一场戏，都证明了江湖规则从属于市民文化，是以传统道德和公序良俗为基础的，故而有着深远的内在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处理日常生活矛盾上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同和里》中所有的描写与叙事，都在生动展现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市民生态，这正是感动读者的核心价值，也是让读者掩卷遐思时忍不住深入思考的话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上海的城市面貌变化巨大，老百姓居住条件大大改善，但同时，石库门弄堂的遗存成为文化界与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有情怀、有责任感的作家对此感到遗憾、忧虑和惆怅。《同和里》出版以来即获得读者和文学圈的好评，说明它的主题契合了当下人们对岁月回望的冲动。小说以“寻找”与“重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当这两个关键词一旦活跃在字里行间，融化在人物的行为方式中时，人物命运的起伏、社会生态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推动王承志击键植字的节奏与心绪。作者慢慢明白：他要修复与重建的，原来就是上海市民社会的生态。或许他还想问一下读者：当我们的居住环境发生根本性改善的时候，我们是否值得为已经瓦解的市民生态感到惋惜？那种相濡以沫、咳唾与闻的人际关系是否应该修复或重建？如果是的话，那么在重建中又应该注入哪种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