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的上海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读图时代”，标志之一便是该年《良友画报》在上海出版，创办者是独具慧眼的伍联德。

　　《良友画报》问世前后

　　伍联德生于1900年，广东台山县人。父亲伍礼芬，早年赴美，在纽约唐人街打工挣钱供养国内家人。后来开了家洗衣铺。这期间伍联德由伯父带到广州岭南大学附属小学读书，直至读完大学预科。伍礼芬希望儿子赴美读大学，但伍联德拒绝了老爸的安排。此前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伍联德与同学陈炳洪合译的一本有关美术的书《新绘画》，两人得了三百元稿费后游上海，并参观了商务印书馆，伍联德由此对出版大感兴趣，希望日后能进入上海出版业。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见状，给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写了封推荐信。张元济知道伍联德即是《新绘画》一书译者，即予录用，由当时商务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安排伍联德主编刊物《儿童教育画》，伍一干就是三年。此际他还和一位姓莫的同事合作创办儿童刊物《少年良友》，内容主要是有关德育故事、历史故事、科学常识、益智游戏的连环画。然而因为当时在上海已有商务的《儿童世界》和中华书局的《小朋友》，《少年良友》难与竞争。伍联德由此憬悟，做出版必须要有自己的印刷所，这样才能既减轻成本，又不受制于人。

　　办印刷所，钱从何来？伍联德想到有位同学的父亲在香港广东银行任经理。经该同学牵线，那位父执热情支持有志创业的伍联德，借给了他五千元。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终于在上海挂牌成立。伍联德又把昔日同学余汉生从广州邀请到上海，与他共同经营。

　　1925年7月15日，良友印刷所正式开张。伍联德懂美术，但不懂印刷。不懂就努力钻研，求教工人。“良友”的工作质量不断提升，业务蒸蒸日上。此时志存高远的伍联德又想办一份大型画报。合伙人听了却吓一跳，觉得太冒险，弄不好会把印刷所也赔进去。伍联德为让合伙人宽心，表示画报如办成功，赚了钱利益归大家；万一失败赔本，损失由他一人承担。

　　“就这样，他单枪匹马，集稿编写，监督印刷，事事亲自参加。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在印刷所开办了七个月之后，一本连伍联德自己也承认是冒险的新型画报面世了。他念念不忘他从前的《少年良友》。他把画报的英文名字仍称为‘THE YOUNG COMPA-NION’。”也就是后来人们交口称赞，名传遐迩的《良友画报》。

　　《良友画报》一炮打响，伍联德一连主编了四期；创刊号从选题策划、编辑，甚至封面上“良友”两个美术字和双鹅商标的设计，都出自他的手。《良友画报》无意于“高、大、上”的定位。翻开杂志，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浓浓的都市生活气息。就在《良友画报》办得风生水起，饮誉社会的时候，伍联德却已在想着要把“良友”这个不大的出版机构做大做强。为让自己有更多时间投身此事，他决定从繁杂的杂志工作上抽身，于是便邀请素有“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之称的作家周瘦鹃加盟《良友画报》，继任主编。但周瘦鹃是大忙人。1927年3月，继周瘦鹃后，时年22岁的梁得所担任《良友画报》主编。梁是在山东齐鲁大学读书时，因到上海联系印刷事宜，伍联德与他相识，并激赏梁。后来梁任职《良友画报》，与伍联德合作，堪称珠联璧合。1927年北伐成功，在伍联德主持下，由梁得所编辑出版了《北伐画史》，出版后行销数万册。

　　马国亮是继梁得所后的《良友画报》又一任主编，他曾说：“伍联德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性画报的创始者，而梁得所是把画报革新，奠定中国画报地位的第一个编辑，在中国画报史上，两人的业绩都是不可磨灭的。”在梁任上，《良友画报》作者队伍出现了一些新面孔，如田汉、郁达夫、自学成名的画家司徒乔。司徒乔曾在北京中央公园举办个展，其中一幅描绘穷人被凌辱现象的速写，被鲁迅买下。司徒乔也由此得到鲁迅赏识。经司徒乔介绍，梁得所如愿拜识鲁迅。当梁将近期出版的《良友画报》递给鲁迅时，大胆说出想为先生拍照的意愿。鲁迅边翻看手中画报，边不无风趣地表示，这上面的照片都是些总司令之流的名人，而他又不是名流。梁赶紧回应，称许多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著作，都希望能目睹先生的真面目。画报后来选登鲁迅照片时，配发了梁写的访问记和司徒乔的一幅速写。上世纪三十年代赵家璧加盟“良友”后，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和《新文学大系》时，也得到了鲁迅大力支持。

　　鲁迅声援“良友”

　　1928年春，正在上海读高三的赵家璧为学校联系印刷《光华年刊》一事，走进开业不久的良友印刷公司，与“良友”创办人兼总经理伍联德相遇、相识。

　　伍联德和赵家璧一见如故，伍对赵说“在文化落后之我国，藉图画作文化普及工作，最为适宜”的话，令他印象深刻。

　　三个月后，《光华年刊》如期出版，账目结清，赵家璧向帮助过他的谢志理和伍联德道谢时，赵建议伍联德办一本以大学生为读者的画报，刊名就叫《中国学生》。伍觉得这建议不错，便请赵把创办《中国学生》的出版意图，编辑方针，栏目设置，读者对象，估计销路等，写一个书面计划，尽快交给他。

　　几天后，赵家璧写出计划书，并寄给伍。他觉得建议采纳与否，那是伍的事。

　　一日，伍联德突然驾车到光华大学找赵家璧，说他决定采纳赵的建议，并想请赵担任《中国学生》主编。时为1928年深秋。伍计划刊物于1929年元月创刊，所以希望赵准备进入“良友”。

　　伍联德的信任，让赵很感动，赵觉得这也是自我发展的一个机会。伍为了让赵尽可能轻松上任，特意请来自己早先在岭南大学的同学、富有编刊经验的明耀五暂任《中国学生》主编，赵当助编。

　　1929年一月号《中国学生》创刊号出版。明耀五即辞职赴湖北省教育厅就职。赵家璧正式任《中国学生》主编。《良友画报》主编梁得所也为赵家璧打气，让赵放手干，说遇到问题，尽管找他。

　　赵果然不负伍所望，将《中国学生》编得风生水起，发行量一路攀升。各界知名人士袁牧之、柳无忌、储安平、潘序祖等经常投稿。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才停刊。接着，赵在伍联德支持下，主编《一角丛书》。此际“左联”作家郑伯奇参加“良友”编辑工作。在郑伯奇影响下，赵酝酿创办《良友文学丛书》，由此开始结识大批左翼作家。不久赵毕业，伍正式请赵进入“良友”。在伍联德支持下，赵充分施展才干，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文艺丛书、丛刊。

　　1933年11月12日，艺华影片公司遭捣毁；次日“良友”门市部玻璃橱窗被特务砸碎，并收到恐吓信……这些行径，激起鲁迅强烈愤慨，他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写道：

　　自从艺华公司被击以后，上海电影界突然有了一番新的波动，……

　　但“铲共”又并不限于“影界”，出版界也同时遭到覆面英雄们的袭击了。……

　　鲁迅说的“出版界”，即是良友公司。“良友”遭袭那天，赵家璧正在编辑部工作。公司遇袭后，大家纷纷下楼去探究竟。只见“偌大的西面玻璃橱窗，靠右那一边被击破一大角，布置在橱窗里的书架和画报新书，东倒西歪，窗盘里满地是碎玻璃片，马路上围了一大群路人在看热闹”。

　　当时《良友画报》主编是马国亮，他和赵家璧一起，编辑出版了不少有关介绍苏联的书籍，这在当局眼中属大逆不道。赵家璧等“良友”人因此被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召去“约谈”。之后潘指责“良友”管理不力，尤其是赵家璧、马国亮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要求“良友”辞退赵、马二人。但伍联德没有听从。于是两个多月后，就发生了前述“良友”门市部玻璃橱窗被砸事。这还没完，事后潘公展又要求赵家璧、马国亮在《申报》刊登启事，表明他们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今后不出同类书籍或发表左翼作家的文章。

　　蹊跷的是，潘很快又改变主意，说不必刊登启事了，但要赵、马二人以真名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各写一篇短文，内容自定。此后潘果然再没有找“良友”和赵、马二人麻烦。直到“文革”结束，赵家璧与马国亮在上海劫后重逢，谈起当年这段往事，马国亮告诉赵家璧，他也是后来才知道，1934年初，伍联德曾赴南京找老朋友甘乃光，再转托一位有影响的国民党左派要人出面，指责政府对民营企业“良友”施暴，潘公展自知理亏，才见风使舵，改为要求赵、马二人为《晨报》撰稿。一来表示姿态，二来挽回面子。

　　了不起的《中国大观》

　　马国亮是梁得所介绍进入“良友”的。他俩是广州培英中学校友，梁比马高一年级。当梁应伍联德之聘进入“良友”时，马正读高三，后因家庭经济接济不上，中断学业到上海找梁得所，梁遂介绍马进“良友”。马会画会写，伍联德后来把马国良这些作品结集出版，还亲自为马这本书设计封面，令马感动不已。马任职刚过一年，即编辑《良友画报》，不久又担纲兼任公司另一本月刊《今代妇女》主编。

　　1933年夏，梁得所离开“良友”。离开前，梁已与伍联德、明耀五、陈炳洪在合作编印宣传中国社会风貌的大型摄影画册《中国大观》。《中国大观》于1934年4月出版发行，内容涵盖政治、军事、教育、农工商、交通、名胜、都市、建筑、美术、家庭、妇女、体育、电影、戏剧、社会等各个方面，甫一问世即广受欢迎，尤其是出国多年的海外华侨，觉得它生生透出祖国新气象。

　　《中国大观》取得巨大成功后，伍联德又组织“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赴全国采风摄影。蔡元培曾赞叹道：“我国土地的广大，历史的悠远，久已为世界所注目。海禁大开以后，各国的学者，到内地探险考察的，不胜计数……我国人士对此，尚无自动的组织，可称遗憾。良友公司自创刊《良友画报》以来，以图画之力，介绍我国的国情风俗于海内外，成绩昭著，久为识者所钦佩。现在又组织摄影旅行队，将遍游全国，采取壮丽的山川，淳美的风俗，以及种种新的建设，都收之于印画，宣示世界，以为文字宣传的佐证，其目光远大，实堪称赞。”

　　这支队伍的领队即梁得所。他们于1932年9月15日从上海出发，奔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南诸省……沿途各地军政及地方团体纷纷向他们伸出援手。他们将一路上拍摄的照片，自行冲洗后及时寄回上海。这些珍贵照片，后来除在《良友画报》陆续发表外，还精选出一部分，先后在上海、南京、汉口、北平、香港、广州、天津等地办巡展。

　　值得一提的是，摄影队出发前，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良友画报》被迫暂时停刊，“良友”迁英租界江西路办公。马国亮则即刻赶赴香港，筹备《良友画报》迁港复刊事宜。在上海的公司于“八一三”事变一周后，相继出版《战事画刊》、《战事画报》，及时纪录、报道上海抗战情况。这时候，《良友画报》上署名“虚舟”所写探讨国际问题的文章，因其条理分明的解析，引起广大读者关注，尤其《中国在国联大会的前途》一文，深刻揭示了日本强占我东北的阴谋……

　　“虚舟”正是创造社著名作家郑伯奇。郑在“良友”曾给予赵家璧和马国亮很大帮助和影响。赵家璧编《良友文学丛书》时，想请一流作家撰稿，想到的第一人就是鲁迅。郑不仅鼓励赵找鲁迅先生，还为他与先生作了沟通和安排。鲁迅知晓赵的要求后，答应将手头一部已快编成的翻译小说集给赵。后来赵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又是郑伯奇陪同赵上门请鲁迅编选《小说二集》。所以赵对郑一直心存感激，说“如果没有伯奇，我不可能走上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道路”；“‘良友’也不可能出版那么多当时曾产生过一定影响而至今还受人称颂的文艺作品”。

　　“八一三”后，《良友画报》迁往香港出版，公司遂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