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黄自，很多人会有些许印象，或许听过他作曲的《踏雪寻梅》和《花非花》。但对于他的教育家身份，多半并不知情。很多人说，那是学院派作曲家在民国时代写的歌，在今日也不具备上海老歌的时尚特征。在这个时代，黄自和他的音乐又有什么价值呢？

　　对国人而言，如今的音乐早从100年前的懵懂之中脱离，除了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之一，也是最习以为常和易于消费的艺术形式。而这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有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就不可忽视那近百年前的中国音乐的发展，不可忽视黄自。无论他喜欢的是哪种音乐门类。

　　中国在近代以前，我国民间音乐地位还不如沙皇时代的俄国。从我们那些无数未知作者的民歌就可以看到，歌曲只是流传在民间，中国也没有任何在19世纪以前青史留名的作曲家。无可否认，今日的所谓主流音乐是以西方文明所主导的，无论是传播还是固有模式。在平衡中国文化自身和西方近代文明影响上，事实上今日我们做的并不如人意。在近百年前，我们的先辈把音乐作为美育教育引入中国之时，他们的理念就早已存在，只是今天我们仍旧努力着达到那个高度。

　　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早期留日的沈心工和李叔同把西洋的古典音乐介绍到满清时代的中国，他们的先驱地位不可动摇，只是作曲技法尚属稚嫩，传播并不广泛。直到1927年上海音专成立，萧友梅邀请到美国学成归来的黄自，虽说当年只有23岁，但他却是华人有史以来第一位以作曲专业身份在西方大学系统学习后，毕业归国效力的音乐家。对我来说，黄自代表的不只是一名音乐教师或是作曲家，他代表近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开端，是我国音乐事业的曙光。

　　黄自和其音乐虽然曾遭到批判，他的一代音乐宗师地位曾经饱受冲击。但我们不得不否认当年他对音乐的观念和努力决定着我们今日的文化艺术事业。曾几何时，音乐沦为没有思想的介质，空洞和苍白在浮夸的外表下缺少生命力。不要说艺术的生命，音乐自身的细胞难以再造，自然的新陈代谢会使其自我消亡。

　　1938年4月9日，黄自因伤寒大肠出血症逝世于上海，他最后的遗言是“快去请医生来，我不能就此死去，我还有大半部音乐史没有写完呢”。他的英年早逝，是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在汉口的追悼会上，田汉盛赞：“黄自是最有青年气的音乐家，他学习音乐的动机是为民族国家”。在他的生命最后几年，面对日本对中国的疯狂侵略，面对国家时局的动荡不定，即便如此，他仍旧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中国自己系统培养的作曲家和音乐家，其中包括贺绿汀、陈田鹤、刘雪庵和江定仙等，他们奠定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基石，成为了不可磨灭的中流砥柱。可以毫不保留地讲，黄自先生是我国今日一切音乐事业之开端。他在国立音专时代制定了近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标准，在儿童音乐教育层面的系统化和规范化作出了实质性的突破。

　　写在3月20日我的“向黄自致敬音乐会”之前，是因我深感此次音乐会或许是我生命和事业的分水岭。正所谓我之生命，乃非本人所给予。国之安危，亦非一人能为之。今日音乐事业之辉煌，绝非一人之功绩，勿忽略前辈开创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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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自出生于上海川沙，1924年赴美学习，先后在奥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学习心理学和作曲。1929年学成毕业后回国任教，翌年，应上海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之邀请赴任教务主任和教授。1938年，黄自因病在上海逝世，年仅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