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开国少将萧锋几十年从未间断的《萧锋日记》。这些记载了萧锋的战斗经历，记载了他指挥与参与的成百上千次战役、战斗。如今，这些日记早已载入史册，其中一部分成为了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革命史的珍贵文献，成为了新中国全体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持之以恒64年

　　面对这64年从未间断的“日记”，人们不免会想当然，萧锋是一位曾经受过正规教育甚至留过洋的知识分子。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父亲萧锋从没进过一天正规的学堂，在参加革命以前，他只是江西省泰和县南溪村里的一个放牛娃、泥腿子和小裁缝。

　　没有上过一天学校的父亲，是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是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是在追求“光明”理想的过程中，产生了坚定的革命信仰，并用记日记的形式作终身表达。

　　1984年2月1日，当父亲的这些“日记”无偿地捐献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的时候，许多军事史专家和记者问父亲：“萧锋将军，是什么力量使您能持之以恒64年?”父亲坚定且自信地回答：“是信念!信念支配着行动。有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就不会把记日记看成是平常的事情。”

　　今年是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日子。每每提到长征，我总想起早年在38军拉练时，常提到的那句话：“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艰苦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入选影响了人类千年文明进程的中国三大历史事件之一；长征精神为世人认同；长征的意义绝不仅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揭示着能够克服所有陈旧与落后的人类精神力量。无论是哪个国家或民族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给予我的爱、隐忍为党的坚韧性格和宽广胸怀，是伟大而崇高的。他在经历了22年1365次枪林弹雨的战斗、战役后，为子孙后代留下来的64年“日记”，在共和国众多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们当中，可谓跨越时间长、记载事件详细、史料价值丰富、数量众多的之一，这是他一生最值得骄傲、最辉煌和最感人至深的事情。在那些日记里，父亲最为看重的，就是那些在长征岁月中记述的部分……

　　用爱、友情、生命书写

　　1928年1月，已经是一名游击队员的父亲，在参加赣南万安农民暴动期间，认识在学校里就接受了共产党启蒙教育的富家女子，初中生萧曼玉。在与父亲一道，动员了九栋十八乡四十二名萧姓农民子弟参加了游击队后，父亲当了泰和县紫瑶山游击队小队长，萧曼玉成为了游击队里的文书。萧曼玉就这样成为了父亲的识字老师。经过萧曼玉的指导和帮助，父亲开始利用战斗的间隙，以“日记”形式学习文化。

　　自此以后，不管是在前有敌人围追堵截的“长征”路上，在爬雪山、过草地的露营中，还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和行军的月光下，父亲始终牢记萧曼玉对自己的教导，坚持做到小休记地名，大休写事件的“日记”方式，将战斗过程中的每一件事情记录下来。“日记”就这样伴随着父亲，成为了他形影不离的战友和同志。

　　父亲与萧曼玉，也在战火的洗礼中，渐渐地萌生了爱情，并最终结成了革命伴侣。不幸的是，1934年8月，时任公略县(今吉安县)少共书记的萧曼玉，连同怀抱里吃奶的孩子，遭遇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牺牲在县委机关转移的路上。从此，“日记”记载着战事的同时，又成为父亲思念、缅怀萧曼玉这位刻骨铭心爱人的寄托，这份爱与父亲相伴了一生，坚持了一辈子。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要做到天天记“日记”，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关乎生与死的大事情。

　　1934年3月，父亲随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检查组到闽西式平县检查三分区筑堡工作，检查组刚到没有两天，检查组组长许卓(红七军、红八军创始人)就被反动地主武装包围后杀死了。父亲代理检查组组长继续在那里调查了15天，情况严重，他们写了调查报告，三分区的刘司令、吴政委备了米酒欢送我父亲一行第二天返回瑞金，但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检查组和三分区机关、干部被国民党军队钟少奎一个旅近千人包围在帽村。

　　惨烈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天，面对强大的敌人，父亲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为了让党中央、中央军委能了解这次战役的真实情况，趁着下午敌人假借劝降、重新布置部队，意欲将红军检查组和分区机关、部队全歼的战斗间隙，父亲借着碉堡的射击孔透出来的光线，趴在战友的尸体上，抓紧写了400字的阵中日记，并对还活着的战士们说：“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出去，就一定要把这本‘日记’交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让中央军委能够了解到这次战斗的真实情况。”

　　经过激烈的殊死战斗，在父亲的带领下，尽管突围的300人部队，最后仅剩下包括父亲在内的7人冲了出去。但是，当父亲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将记载这次战斗的“日记”交到周恩来手中的时候，看着九死一生带领战友们突围出来的父亲，周副主席紧紧地握着父亲的双手，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湿润了。

　　为表彰父亲在这次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和父亲写下的战地“日记”，周副主席亲自到瑞金医院看望作战负伤的我的父亲，并亲自给他颁发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

　　湘江决战

　　在父亲的长征日记中记载的最关键、最惨烈的战斗当属湘江血战；最紧急的，当属飞夺泸定桥；最传奇的，当属四渡赤水时的南渡乌江；最自豪的，当属在吴起镇第一次聆听毛主席话长征，他的日记成为中央红军走的两万五千里的见证。

　　1934年10月父亲由总政组织部调到红一军团红一师任巡视团主任，并代理红三团总支书记，在周副主席率领下，协助黄永胜团长和林龙发政委，利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地方军阀间的矛盾比较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的前三道封锁线，红三团作为整个中央直属纵队的先头部队，继续往西行进，准备过湘江和贺龙、王震的二、六军团汇合。蒋介石看清了红军的意图，认为地方军阀不可靠，急调他的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纵队等组织了近30个师、四十万围堵大军，欲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决策不畅令突围机会稍纵即逝。红三团11月30日前至脚山铺宿营，接替红四团的阵地，四团政委杨成武负伤。时任军委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副主席来到我团，一起分析了战场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