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被诊断为严重“中风”

　　1949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离开华盛顿去辛辛那提大学，探望曾在燕京任教的老朋友乔治·巴鮑尔夫妇。30日晚上，司徒雷登坐火车从辛辛那提返回华盛顿，在餐车吃饭时司徒雷登感到不适，所以饭没吃完就离开了餐车。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他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发现自己被担架抬下火车送进了救护车。事后得知，他在卫生间里昏迷了十几个小时后才被列车上的乘务员发现，从他随身携带的文件中得知了他的身份后，乘务员给国务院打了电报，国务院立即派人把司徒雷登送进了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海军医院，被诊断为严重“中风”，度过了12天的危险期后，司徒雷登住进了海军医院的特护病房。

　　那时，傅泾波恰巧短暂离开去探望小女海澜了。

　　小女海澜，是傅泾波最放心不下的。海澜和海斯是10月份到的美国，大姐的同学到三藩市来接，当晚住在旅店，远处的霓虹灯昼夜闪烁不停，身处异乡远离亲人，海澜一夜不曾入睡。次日，赶往位于爱荷华州的海斯二哥家。那时在美国很少能见到中国人，海斯的侄女上学的时候非常自豪地对同学说，“我家来了个外国人”。第二天海澜刚起床，就发现窗外很多双小眼睛正扒着窗户看呢，原来，那些孩子都是来看中国人的。海澜开门出去打招呼，Hello一声，把孩子们都吓跑了。海斯的二嫂对海澜很好，体贴入微，每天都想方设法地做各种菜肴给海澜吃，可味道真不敢恭维。海澜怀着孕，胃口不佳，吃不了多少，但心里对二嫂还是很感激的。没想到刚安顿下来没几天，父亲就赶过来了。

　　傅泾波虽然平时跟子女交流不多，但心里对孩子们是极其疼爱的，海澜打小自由任性，又即将临产，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家庭生活，能习惯吗，所以不从华盛顿赶过来看一眼，不放心。可是没住几天傅泾波便得到司徒雷登中风住院的消息。傅泾波跟司徒雷登几十年须臾不离，没想到刚走不久司徒雷登就患此大病，他心急如焚，立即匆匆赶了回去。而海澜在担心爷爷病情的同时心里也难免多了一份内疚，父亲要不是来看自己，要是一直在司徒爷爷身边，司徒爷爷的病一定能及早发现并得到及时救治的。

　　司徒雷登在海军医院一直住到1950年3月26日。回到华盛顿的傅泾波一直守在他身边，日日陪护。起初医生严格规定，除了至亲，外人探视只能限制在10分钟，可是司徒雷登告诉他们，傅泾波就是我的儿子。而且他们也发现，傅泾波的到来对病人的病情确实有很大帮助，于是不久他们便对傅泾波网开一面，默许了傅泾波的探视特权，允许他长时间地留在病人身边。有时候他们会发现，这对异国父子有点奇怪，他们并不说话，一个躺着，一个坐着，彼此沉默，但看他们的神态，却像已交流过千言万语。

　　司徒雷登曾用极富感情色彩的语言描述傅泾波对他的照顾：“这是我和泾波之间友谊所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然而在我抱病期间，他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关心和忠诚。跟泾波在一起，甚少激动人心，但却舒适安逸。在我住院的5个月中，泾波每天都来探望，风雨无阻。”

　　以后，司徒雷登曾先后两次出院在华盛顿的费尔法克斯旅馆暂住后又回到医院，并在医院度过了一个简单但温馨的74岁生日，不久，他在纽约长老会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得到很大恢复，1950年9月3日，司徒雷登被傅泾波接出医院。从此，他的余生都是跟傅泾波一家住在一起的。这时，留在大陆的刘倬汉和傅履任也已到了华盛顿。

　　1949年12月4日，海澜的大儿子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一家医院出生，海澜用父亲的英文名字加上司徒爷爷的中文名，替他取名为菲利普·雷登，从此，这个特殊的家庭，又多了一名新成员。

　　为了让司徒雷登出院后有个安静舒适的地方养病，也为了一家人不再漂泊，不久，傅泾波拿出多年积蓄，花了3万美元在华盛顿西北区28街买了一栋三层带地下室的住宅，一家人住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