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讲述的是“一个女刁民的告状故事”。说这个被称为潘金莲的李雪莲为“刁民”，可谓出于“公正立场”——你自己搞假离婚，你老公趁机把你甩了，你是自作自受；你要“讨说法”，那是你和老公的事，关别人何事？你倒好，居然一级一级的上告，把市长县长院长一个个扒拉下来……这个在现实中可能么？可又似乎处处透着真实。这就是荒诞现实主义的魅力。

　　用荒诞的外壳装现实的内核，这是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从北京的高级官场一直到县衙的低级官场，这样的场面多难写？然而一个李雪莲，把上上下下的官场都串起来了，并且有了极其生动的呈现。尤为高明的是，电影中的官员，没有一个是贪官，都巴巴结结兢兢业业，都想息事宁人安定团结，然而不断的“好心办坏事”，硬是没能准确解读李雪莲的真正用意，于是一次次坐失良机，把她逼上告状之路。

　　编导真的是把李雪莲当主角来描写吗？我看不是，她只是一根线，不断拉扯出现实众生相。为了一个刁民的告状，从政府到法院到警方，动用了多少纳税人的钱，却还是做的无用功，这是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想着“保位”，却唯独不能理解一个淳朴村妇的简单心思：她只是要一个说法，不是“法律的说法”，而是“人情的说法”，即便受骗认栽也行，但得让她咽下这口气。

　　就是为了这口气，她像当年的秋菊一样上路了，不惜胡搅蛮缠，不惜委身以报，一切为了让那个“前夫畜牲”承认假离婚的事实，为达此目的，她要将所有阻拦她揭露真相的拦路石都搬掉。然而最终传来的却是“前夫猝死”的噩耗，顿时让她失却了方向，告状也就无以为继……

　　这个戏剧性的细节被编导在影片中再度深入阐释，他们通过剧中人物说道，如果那个“前夫畜牲”没有猝死呢？是不是告状将没完没了？这是在不点题的点题：在目前的情形下，各级人员似乎也未必都能准确理解李雪莲的诉求。李雪莲的诉求很大么？她的心理需求很深奥么？当法律之路走不通后，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说服、平衡、舒缓么？为什么所有人都“读不懂”她是在呼唤人情关怀和寻找心理寄托呢？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社会矛盾是如何发生的？人际关系是如何协调的？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大命题”。编导用荒诞的“刁民告状”的套子，将这些重大命题裹进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中，引发观众在笑声中思索，显示了高超的智慧。这对于长期远离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中国电影而言，不啻为“补钙之作”，值得点赞！

　　至于艺术形式上采用“忽圆、忽方、忽宽屏”的视觉效果，窃以为不必过度解读导演的“匠心”，无非是为了审美——“月洞”能别具一格地有效展示婺源之美乡村之美；当场景换成了北京，圆形也就换成了方型；当一切“正常”了，屏幕也正常了。如此而已，并无太大深意。名导嘛，谁没点自己的偏好？没玩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