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早去理发。

　　这是一家连锁店，上午十点，透过大玻璃窗，里面迪斯科音乐震天动地，员工正在做晨会操。我径自入座，点了熟悉的店长理发。他略带小吁地来招呼我。话题自然从晨课说起。说起他们的董事长，这个店长小哥顿时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老板在全国开了500多家直营门店，集团现在有2万多员工，我们员工每两年必须接受带薪培训，从上午8点到晚上9点半……”我当然质疑这种强制性培训的效果。他继续说：“一年有6-7期的封闭式培训，每次都有全国各地1200名员工参加。每期48天，全封闭，没休息天。老总每天上午亲自授课3个多小时，从技术实务、企业理念、门店管理到干部培养、薪酬奖励等样样讲。”我倒吸一口冷气：他一年至少有300天需要亲自授课，绝对比最勤奋的教授工作量还要大！“为什么？”小哥继续说：“他喜欢这么做，在授课中与员工分享企业精神，并从中发现新的店长，否则这么多门店，上下级不熟悉，也会互不负责的。”我暗暗叫绝，老板是绝对学到了李广的带兵方法，有亲情才有子弟兵！

　　我马上查了度娘，发现这个老总竟然是法律本科毕业，律师出身。他勤奋自励，一生只做一件事。简单的事做好了，贡献了两万多人的就业。道理很简单：理发是刚需。 

　　昨晚朋友圈传中文系同窗学姐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她是活跃在上海话剧圈的女文青，我曾经推荐她给汪天云学长（原上师大话剧团导演），后来她在校园话剧《于无声处》中担任了主要演员。她说：“我的洋插队比第一次的插队更苦，1990年3月来纽约后第三天，就拉着三岁的女儿去布鲁克林唐人街找制衣厂打工。女儿上午去教会办的幼儿园3个小时，中午接回来就坐在边上的小板凳上看书玩。小作坊制衣厂没有窗户，夏天没空调，烫衣也在那儿，只有几只破风扇。有一次天太热，我中暑了，工友把我抬到后院的地上，醒来后只看见女儿一个人伏在我身上哭喊着：妈妈不要死啊……我当时非常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来美国，但我知道没有回头路，我要帮助我先生完成他的MBA。”

　　“幸福不是故事，不幸才是。第一次去曼哈顿，我看到橱窗里世界上最好最贵的衣服，大街上女人们穿着风衣，高跟鞋在街上欢快地响着。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会是她们中的一员。从那以后，我没有眼泪，一早去学英文，然后去打工。终于有了个机会进了我现在的公司做了一年临时工，后转正。走进曼哈顿有名的‘熨斗楼’十九楼。这座熨斗楼左边是百老汇大道，右边是第五大道。我有了一人一间办公室。再后来，我所在的Springer Nature公司与《自然》杂志集团、麦克米伦公司（就是出版《英语九百句》的公司）合并后，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科技出版社。我担任了市场营销资深经理。站在47楼窗口眺望，顿时觉得自己的辛苦努力没有白费。”她说：“从1994年到现在，我还一直在一个非营利机构教中文，以我熟练的中英文背景，和中国语文教师经历来说，我可以轻轻松松教美国人中文，一小时赚60美元，但我更乐意帮助那些低收入新移民华人家庭的小孩。我收的学费，以能交得起学校房租为基础。每星期一次，大多数学生一跟就跟了我十几年，直至上大学。”

　　平庸的人有一条命，叫性命；优秀的人有两条命，即性命和生命；卓越的人则有三条命，性命、生命和使命。它们分别代表着生存、生活和责任！

　　我曾专门拜访做股权投资高级合伙人的一位朋友，他的办公室在黄浦江边一栋历史保护建筑的四楼，落地大窗、小阳台，极端的精致洋派。站在成功人士的窗前，就算借地过瘾，看黄浦江两岸繁华喧嚣的场景，我无端地心虚着。世界就像是个巨大的马戏团，既让你兴奋，又让你惶恐。问朋友是否经常欣赏江景，他回答：“从来没有，浪费时间。”这是我绝对没想到的。也不怪，投行的人都是疯子。他对事业的专注，超出了平常人的境界，每周一半的时间在出差，对十几家已实施股权投资的企业，参与决策，辅导和引导他们顺利上市绝非易事。但他对我的公益项目捐赠之邀请，却当场表示“这是我的荣幸”。这个象征成功的窗口，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又丰富。

　　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我想把这些别人窗口的故事，与今年新入职的后生们分享，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未来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