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3月8号是我知青生涯的纪念日。1969年的3月8号我离开了上海，开始我的知青生涯，一去就是27年。至今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

　　我们家兄弟姐妹共五人，大弟是67届初中生，小弟是68届初中生，我是68届高中生，按照当时政策，我们三个人都属老三届，都要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当时插队落户有七个地方，安徽、黑龙江、吉林、贵州、云南、江西、内蒙古，其中江西因为有大米吃是属于照顾的，但我们班江西只有6个指标，在同学推荐中有的推荐我去内蒙古，有的推荐我去江西，到底去哪里始终定不下来。3月3日班主任到我家宣布我去江西，3月8日就要走，时间紧迫，要购买物品准备行装，还得通知远在奉贤的弟弟，家里一下子忙碌起来。当时大弟已经分配在奉贤星火农场，那时通讯很不方便，怎么通知大弟弟很费心思，最后爸爸和小弟借了两部自行车决定骑车到奉贤星火农场接大弟回来，大弟听说我要去江西，当时就大哭了一场。而得知我将去江西，我妈妈更是不舍得，急得生病住进了医院。难受的还有我家保姆，这个老保姆在我哥哥出生时就来到我家， 20多年来我们已经把她当作自己人，称她奶奶。奶奶当时已68岁，她对我们这些孩子的感情是很深的，听说我要走，保姆一直在流泪。

　　父亲是厂里消防队队长，平时很少回家。那几天他几乎天天回来。出发前，父亲跟我谈了很久，意思就是说你一个人到江西去，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又是一个姑娘家很不放心。在我整理行李时交给我一把匕首，说是用于防身，还教我对付坏人的绝招。父亲的这番话曾经让我久久难眠。我手里面只有一本地图册，翻开地图看着江西的那一页就发呆，我也不希望让家里人为我担心，但是未来的路是什么样的谁也不清楚。

　　正是在这种心情之下，才有了我始终难忘的一次家庭会议。这次家庭会议情绪是浓重的，一种离别之情弥漫在整个房间里，全家都很压抑。不知是谁开始了抽泣，抽泣声一点点的放大，到后来就是我们全家人的痛哭，那种压抑许久的哭声至今想起来也还是心里隐隐作疼。

　　3月8日终于来了。那天我早早吃了早饭，先上医院跟妈妈告别，妈妈还没有意识到我将出远门。我强颜欢笑地跟妈妈敷衍了几句后道别，走出医院大门，我忍不住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哭了一会儿，我来到学校，这时已经来了不少欢送我们的同学。那时同学之间男女生分得很开，互不讲话，这天大家破天荒地相互道别。然后上了学校为我们准备的大巴，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公交车。汽车缓缓开出校园，这时沿途马路两边都站满了欢送的人群，他们舞动着旗子或帽子，我们有点像光荣赴战场的战士。偶尔被人群中的熟人发现，马上就会引起一阵骚乱和哭声。到了火车站，哥哥、弟弟和妹妹都来送我，平时天天在家里大家没什么话可说，这天他们的话特别多，总是重复着那几句：你要当心哦，到了江西要写信哦，家里事你放心等等。一会儿汽笛声响了，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所有的人就像决堤的洪水，一下子哭声一片，火车徐徐开动着，人群也跟着火车奔走，一直到看不见他们，我们在车厢里继续哭，一直哭到杭州才停下来。

　　带着对上海的眷恋，带着对家人的思念，我离开了土生土长的故乡，宣告着我不再是一个在父母呵护下生活的小孩子，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当然我也没有料到这一别就是27年。尽管知青生涯让我经历着那么多的辛劳、磨难，也受到过那么多的挫折与失败，但我们更多是得到。因为正是这段过去未曾有过，今后也不可能有的经历造就了我们忍辱负重、朴实真诚的人格，勤劳刻苦、自强不息的品德，热情豪爽、泼辣大方的性格，这本身就是珍贵的无形资产。它使我们回到上海后无论承担什么工作都是那么的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虽然我现在已经回到了上海，但对知青生涯的情感却从来没有因离开而淡忘，这种感情深刻在心里一辈子也不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