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进刚创办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就遇到几位出版界老前辈。我小时候读两种儿童杂志，一种是中华书局的《小朋友》，一种是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我遇到的老前辈中就有这两种刊物的老编辑老作者。一位是赵蓝天老先生，他是《小朋友》的美术编辑，在《小朋友》上有他的许多画，他的画有特色，一看就能认出来，封面画也是他画的，署名“蓝天”。他是苏北人，高而瘦，慈眉善目，说话文雅，一派长者风度，碰到同志有心结，他总是好心劝解。还有一位老先生就是《儿童世界》的赵景源。

　　赵景源任少儿社第一任副经理，整天坐在办公桌旁，身边放着一个算盘，编辑部的书价、稿费等等归他管。他为我们少儿社立了一个大功。少儿社成立时只有靠延安路的一幢老式洋房，几年后在后面大草地上造了一幢办公大楼，这大楼据说就是他赚来的。当时暑假作业归少儿社独家出版，每本定价有个零头可以有出入，正是赵景源决定不放弃零头。暑期作业印数巨大，这一来就赚进了一幢办公楼。我在这楼里工作了十几年，直到开放改革后它才拆掉改建大厦。

　　我小时候在《儿童世界》上看到过赵景源的文章，他是商务印书馆的老人马，对商务印书馆的事很熟悉。他跟我讲过两件事，我一直记着。

　　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是解放前重要的出版物，它汇粹各类图书，学校图书馆必备，我在广州念小学时，图书馆就有一套。这套书是怎么构想出来的呢？照赵景源的说法，是商务当时有很多书已经销售到饱和点，卖不掉，不再版了。于是领导层就想出个主意，把这些书重新理一下，有用的就分类再印，作为文库出版。结果果然有效。书成了名牌，商务也赚了大钱。我认为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值得参考。到了一定年份，已出版的书完全可以清理一下，把值得继续出版的书汇集起来，再补充些新书分类出版。这样还可以让好书不致被湮没。

　　还有一件事说明当时出版社如何勾心斗角。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两大出版社，竞争得很厉害。很巧，这两家书局在河南路和福州路相交的拐角处互为邻居，商务在河南路上，中华书局在福州路上，成一L形。更巧的是，商务的另一头有一家文明书局挡着，中华的另一头是一条过道挡着。中华书局于是把文明书局盘了下来，这就堵住了商务向另一头扩展的去路，而商务也把中华书局边上那条过道拿下来作为自己后门通福州路的通道，这也就堵住了中华书局向另一头扩展的去路。真是不说不知道，知道以后，我经过那里总爱看看，太有趣了。

　　“文革”前赵景源前辈调离了少儿社，可是文革期间还把他“揪”回来斗过一次。但他虽担任过副经理，也不是当权派，根本斗不出什么名堂。在批斗会上他十分淡定，有问必答，声音响亮，不像是在批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