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芳原籍山东，和万老伯是远房亲戚。1982年，阿芳的亲生父亲病故。1984年夏天，万老伯夫妻俩回老家省亲，见到了孤苦的阿芳，决定收养她。同年，15岁的阿芳跟随万老伯夫妇来到上海。据阿芳说，她先住在一家招待所，并在那儿当服务员。1986年，她住到万老伯在永嘉路的家中，开始以父女相称，并照顾两位老人生活，期间她仍在外工作。1991年，一家人搬到桂巷新村居住。

　　去年7月，万老伯逝世，街道按规定要向家属发放抚恤金和丧葬费共计6.4万余元。在万老伯转入曹杨新村街道管理后，登记的子女联系表上只有阿芳一个女儿，街道始终不知道有王女士的存在。正当街道准备发放这笔钱时，王女士突然出现，要求给付抚恤金和丧葬费。

　　为了证明自己的养女身份，阿芳向法院递交了多份证明。首先是周围邻居以及桂杨园居委会出具的书面证明两份，证明阿芳与万老伯长期共同生活、形同亲生父女；万老伯生前同事出具的书面证明载明，1984年间万老伯夫妇领养了阿芳，此后万老伯的生活一直由阿芳照顾；山东老家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表明，阿芳1984年被万老伯夫妇收养时，她的亲生母亲对此是同意的。更重要的是，万老伯在1989年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载明，其有两个女儿分别为王女士、阿芳。

　　然而，王女士对这些证明都不予认可。她认为，仅提供一份履历表不能证明父亲和阿芳就是法律上的收养关系。1991年，家里请阿芳回来当保姆，照顾她的父亲。

　　审理此案的法官表示，此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阿芳和万老伯之间是否存在养父女关系。现行的《收养法》1992年颁布，那么1984年发生的收养行为是否成立，应根据当时的民事政策规定并结合本案的事实予以确定。这主要看四方面的证据：一是收养人的意见，万老伯身前所填的履历表表明他已经认可了阿芳的“女儿”身份；二是被收养人的意见；三是被收养人父母的意见，这从山东老家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中可以得到验证；最后是周围人的意见，这从邻居、居委会、万老伯生前同事出具的证明也能得到答案。综上，法院确认了阿芳的养女身份。

　　同为养女，对涉案款项就具有同等的权利。法院认为，阿芳在为万老伯办理后事的过程中承担了全部费用，王女士应在合理范围内予以分担，因此涉案款项中先扣除一万元补偿阿芳，其余由两人均分。本报记者  徐轶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