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号称“东方华尔街”，金融业十分发达。但在旧中国腐败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上海各银行的舞弊案层出不穷，只是鲜为人知罢了。

　　从档案资料统计，银行的舞弊案不是单一的、偶发的，而是层出不穷、长期存在。从1920年至1934年，著名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计有76人涉案，舞弊金额达88万余元。舞弊的主要手段，有银行会计和出纳员舞弊、银行职员携款潜逃、银行职员内外勾结舞弊、直接从现金下手等。1934年4月，上海银行连发两案，办事员程世彰携款2.5万多元潜逃，票据稽核员陈民德利用空额支票贪污17万余元，事发后两人均不知去向。

　　银行舞弊案中，携款潜逃案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最大。不但资金无法及时截住，对银行信誉打击最为严重。银行发生舞弊案后，一般多对外采取隐瞒手段。但上海银行立即向警方报案，并通过新闻媒体发布悬赏缉拿嫌犯的启事。

　　银行内部，则全力弥补银行管理漏洞。银行采取的措施有四：严肃处理舞弊人员，以儆效尤；及时采取整改措施，堵塞漏洞；加强人事监督，防患于未萌；启动索赔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上海银行《行员服务待遇规则》规定，所有进入本银行工作的人员，除交纳一笔保证金外，尚须有殷实保人作担保，一旦发生诸如舞弊或亏欠公款情事，除依法开除惩办外，所有损失由当事人如数偿还，如无法偿还，则须由家人或保人赔出。保人如因病逝、变故等原因无法继续担保的，银行会责成雇员另外寻觅合适的保人。1930年后，银行家陈光甫联络金融界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信用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行损失的部分资金，是保险公司理赔给付的。

　　程世彰、陈民德携款潜逃后，上海银行上诉法院，要求程世彰的保人李养和赔偿银行损失。经法院判决，保证人李养和须赔偿银行损失，因李家道中落，拿不出这笔赔款，法院查封了李养和的一套住宅。陈民德舞弊案，上海银行截得4万余元，其余损失经与保险公司交涉赔出。

　　为了从根本上禁绝舞弊事件，陈光甫大力提倡“行即是我，我即是行”的行训，允许职员购买银行股票，并为员工提供银行界的最佳福利待遇。初入上海银行的小职员，工资待遇在三四十元左右，足够养活一家五六口人，高级职员的待遇就更不用说了。

　　为避免员工坠入上海的花花世界，从而因经济原因生出舞弊之念，银行严格规定不许员工涉足舞厅、赌场等娱乐场所，一旦发现，视情节轻重予以记过或至开除处分。为此，银行有意在远离繁华市中心的地段建造员工住宅或宿舍，每天上下班都有班车接送。宿舍区的条件很不错，司诺克、乒乓、棋牌活动场地一应俱全，惟独不准打麻将。其他福利方面，员工有免费午餐、图书馆、医护室、理发室等享用，自然生活安逸，形成了一个独有的福利社会。银行的用意，是希望员工不因生活拮据铤而走险，并尽可能提高精神素养，也便于集中管理和相互监督，以此作为减少舞弊案发生的重要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