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皮乌斯所在的时代，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个复杂而特殊的时期，也是一个流派众多、名家辈出、群星灿烂的时期，素有白银时代之称。在当时的俄国象征派文学运动中，吉皮乌斯既是一位积极而活跃的参与者，也是一位富有责任感的见证者。吉皮乌斯交友极广，与文学界、思想界乃至宗教界联系密切，她和丈夫主持的家庭文化沙龙，堪称彼得堡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对彼得堡的精神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在《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中，她回忆了与当时文坛的核心人物，如勃留索夫、勃洛克、别雷、罗扎诺夫、索洛古勃等人分分合合、爱恨交加的交往经历，也叙述了她与托尔斯泰、普列谢耶夫、波隆斯基、维鲁波娃等人的往来与交流。

　　这部回忆录最明显的特色，是吉皮乌斯无意于直接再现事件，而是着力刻画人物的个性———那些鲜明的、独一无二的，同时又反映了时代特征和趋势的个性。吉皮乌斯文笔生动细腻，活泼跳荡，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真正的价值在于揭示了这一张张鲜活面孔后的沉重历史。吉皮乌斯笔下的勃留索夫是个富有才华的诗人，崇尚普希金，但他为人精明，充满功名欲望。在布尔什维克当政之后，他迅速转向，说普希金没有找到适合于俄语的谐和音，还宣称自己是一个严格、严厉、严酷的新闻检查官。虽说他表现狂热，但最终也未能如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登上整个城市的屏幕”、“深入每个人的内心”，因而心生倦怠，最后写下了“我厌倦了做‘瓦列里·勃留索夫’……”这样的诗句。吉皮乌斯说他“被欲望，甚至是最可怕的贪欲烧毁的灵魂，只剩下忍受痛苦的能力”。在吉皮乌斯看来，见风使舵，背弃内心深处的真正的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如同魔鬼制造的猴子一般。她的犀利的论断在90年之后依然掷地有声。

　　(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俄]吉皮乌斯著郑体武　岳永红译　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