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双方对于对方立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和同事们走也不是，散也不是，索性坐下来边等边“摆摆龙门阵”。有外交部的同事见多识广，闲话西方某名牌大学教授论谈判学问，说在谈判最后期限将来临时，“以逸待劳，致使对方疲劳或不适”，也是争取达成理想协议的“武器”。大家设身处地联想到现在的自己，哈哈大笑。

　　这一天的谈判还真延迟到了16时才开始。你来我往，一口气谈足了8个小时，直谈到22日这一天的最后一分钟即24时整。虽然双方在接谈二三个小时后就该预料到，今天不会是个“好日子”，不可能达成共识，但哪一方也不愿首先宣布第二轮谈判就此告终，以免承担“谈破”的责任。而把会议开到子夜24时，谈到了预定会期的最后一分钟，宣布“曲终人散”，就可以让时间来承担责任了。但是我和伯恩斯还得商量点事，因为按惯例，第二轮谈判结束时是需要一同出来会见记者的。但我们都认为，现在这个样子，两人面对记者恐怕都不会有什么好言好语，与其公开互相指责，不如宣布临时取消了会后的联合记者吹风会，改为23日上午10时和10时30分分别召开简短的记者会，各自发表经过思考后拟写的书面声明。

　　取消联合吹风会的消息使得在外从早晨苦等到凌晨的记者们大失所望，“哇”地齐声叫喊起来，纷纷打电话回报社，调整各家本已预留的版面。当然，“谈不成、原定的联合记者吹风会取消”也是很刺激的新闻。他们忙着发完稿大约也只有几小时的短休，天亮后又都要奔赴中英双方分别召开的记者会会场呢。

　　中英两轮政府工作小组会谈硕果仅存的是，双方对于对方立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据报载，英方内部——伦敦和香港都据此就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进行了密集的商议，出现了放弃、全资投入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中方内部也有各种意见的讨论，也出现了一种终止谈判、等香港回归后再考虑建设新机场的重量级声音。

　　所幸的是两国首脑最终都倾向于合作，因此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否定了内部“拉倒”的意见，尽快为香港建设一个新机场的意向成了主流，这也正是鲁平主任和我的主观心愿。

　　外交官员可以有自己的主观心愿，但把握自己心愿的程度很有限，如果主观与客观——国家利益或者高层决策不一致，那就必须绝对克己复礼。当然，一旦主客观所见一致，志在必得的决心就会猛地增长。

　　通过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包括香港商人徐展堂先生与梅杰首相的直接沟通，鼎力游说，恢复谈判和达成协议的势头迅速上升。据说，梅杰在接见徐展堂时注意听他的阐述，连秘书向他报告苏联戈尔巴乔夫要求立刻和他通话，他都回复“等一等”。

　　徐先生是一位满腔热情的爱国者，不但多财善贾，而且侠骨义气，在香港爱国爱港人士中很有威信，在内地和国外也有很多朋友。除了生意，他还喜欢艺术和古董收藏，而且获得巨大成功。他在香港中环旧的中银大厦顶层设立了自己的博物馆，香港市民可以免费参观，很多到香港的外国人要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必去参观他的博物馆，英国首相、大臣，法国总统也不例外。他对馆里的每部分藏品都可以如数家珍。记得他曾指着一套举世无双的乾隆时期的彩瓷盖碗告诉我，其中的一只小盖碗是在纽约拍卖会上花了很高的价钱买回来的，当时这套藏品就缺这一只。他庆幸地说：“如果对方知道我这情况，一定会开出更高价的。”

　　徐先生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油画，画的是一个光屁股的孩子背对着观众，在一把梯子上奋力向上爬。他欣赏自得地对我说：“我就是那个小孩，是光着屁股爬上来的。”的确，他常以自己的苦出身为荣。徐先生在英国有不少投资，对享有“欧洲最佳博物馆”殊荣的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更有巨额捐赠，有鉴于他的贡献，该馆的中国馆以“徐展堂馆”命名。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澳大利亚国家艺术馆、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以及中国的上海博物馆都有以他姓名命名的中国艺术馆或陶瓷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