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站在外滩码头上，无人在意邬达克

　　1918年11月3日是十分的意味深长，对作为生命个体的邬达克或对奥匈帝国前中尉的邬达克，都是如此。

　　那日，邬达克走进了上海黄浦路上的俄罗斯领事馆，他在写于1941年上海的自传中如此描述了当时的感受和心情：“由于我的护照仅限于前往中国和日本，以后我可能要更换成对外护照，才能够前往其他地方，所以，我在1918年11月3日去俄罗斯领事馆报到，该领事馆从属于海参崴的白色政府。我打算在这里工作，攒够了钱就回家。俄罗斯副领事把我的名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从西里尔字母更换成拉丁字母，这样，我名字的拼写就不再是‘HUGVECZ’而是‘HUDEC’。护照底部的复印件证明了上述事实。这是命运中一个有趣的转折，因为我重新启用了我的家族在1890年前的姓氏拼写方式。在上海我始终用的这种写法。当我以此成名后，我在归籍手续中也请求继续沿用这种写法。”

　　出于对自己曾经是奥匈帝国军官身份的那种不由自主的骄傲，在上海，邬达克将自己的名字简化作了拉斯洛·邬达克。

　　历史记录了邬达克站在外滩码头时的一副神情凄惶的模样。那是1918年的年末，身无分文的邬达克可以想象是何等的筋疲力尽，一路逃亡，让他几乎耗尽了所有的能量。尽管那个高大的欧战纪念碑还要再过几年耸立在沿江边上，但此刻庆祝欧战胜利结束的盛大游行已在外滩一带时时进行。游行中的男女没有人对他正视一眼，无论是大腹便便的西方来客，或面带菜色的东方男女，拉斯洛·邬达克又是何许人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一望而知的穷困潦倒的男人，他着实是狼狈不堪啊！

　　幸运的是，邬达克一到上海便有人对他做出现实的帮助，那是匈牙利救济会会长保罗·科莫，他给邬达克提供了维持生命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食物，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邬达克以俄罗斯公民的身份入住了赫德路13号，那里聚集着许多漂泊在异乡的外侨。

　　邬达克将自己那刻的心愿告诉了保罗·科莫。他的心愿单一而明确：在上海他将呆上一阵，一旦口袋中稍微有点钱后，便搭大火轮赶回家乡。毫无疑问，他强烈地想念父亲、母亲，强烈地想念拜斯特尔采巴尼亚的一切。自从1915年2月随同帝国部队开往俄国前线，他已有整整五年的时间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和家乡了，他有多么思念拜斯特尔采巴尼亚啊！而上海，上海又是什么呢？上海只是一个驿站而已，漫游者的他赶着要回去的是拜斯特尔采巴尼亚！

　　邬达克的情感完全没有错，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思念，唯有一点邬达克错了，他有点错误地理解了那刻他置身的这座城市。

　　那时，邬达克有许多事情不会想到。他不会想到，1922年的夏天，他会在这座城市里，与来自不来梅、像他一样具有路德教传统的德国商人卡尔·西奥多·梅耶尔的女儿吉泽拉成婚。他不会想到，倘若从1920年的美丰大楼算起，到1941年的俄罗斯天主学校男生宿舍为止，21年中，自己为上海竟然设计了风格如此之多的建筑。这里既有乔治亚学院派的何东住宅，又有彻底现代主义的吴同文住宅；既有诺曼底公寓在造型上给人们的冲击，也有达华公寓那般的现代主义的清新；而当他于上海的黄金岁月设计出他自己的黄金作品：1933年的大光明电影院和1934年的国际饭店，就不仅说明他对滥觞于1923年现代主义建筑的美学暴动（以勒·柯布西埃的《走向新建筑》作为起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样说明他对大洋彼岸的路易·沙利文学派有着自己的深刻体会，历史记载了他对美国建筑大师雷蒙德·胡德的推崇，记载了他在中国上海推出那幢远东最高楼——国际饭店时对摩天大楼时代到来的超前预感。

　　邬达克，这个匈牙利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建筑系毕业的高才生，1918年年末，在上海，以绘图员身份加入了美商的克利洋行。那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洋行，倘若以公和洋行、德和洋行以及马海洋行作为比照的话。但这没有什么，他没有想过要在这里扬名立世，他人生唯一的动力是回到他的拜斯特尔采巴尼亚，只要攒足回家的那张船票钱款，再小的洋行又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