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丁霍的儿子”，完成父亲的梦想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名叫特雷斯科拉松伊斯——意为“三颗心脏”的小镇参加半职业联赛。说实话，他们的境况很不好，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精英俱乐部的薪水还算不错，其他大部分俱乐部都穷得叮当响。所以，足球运动员总背着一种耻辱，就像舞蹈家、艺术家等职业——其从业者追逐的是热情，而非金钱回报。我们家在不同的城镇间漂泊，父亲在哪里踢球，我们就搬到哪里。曾经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全家住在一个旅馆里——那种与豪华毫不沾边的旅馆，后来我们常常将其当成笑料，说那是个供球员和差旅商人、流浪汉落脚的零星级酒店。

　　1942年，就在我2岁生日之前，似乎所有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父亲迎来了事业的转机，他被米内罗竞技俱乐部——米纳斯吉拉斯州最大、最有钱的俱乐部招入麾下。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份既能踢球又能养活我们全家的工作，甚至能使家庭迈入小康的行列。那时父亲25岁，他的辉煌前程才刚刚开始。但是，就在他的首场比赛中——对阵的是里约的圣克里斯托旺俱乐部，当父亲全速与对方一位名叫奥古斯托的后卫撞在一起时，灾难发生了。

　　奥古斯托没什么大碍，他康复之后继续踢球。但父亲却灾难性地伤了膝盖——韧带，或许是半月板。我说“或许”，是因为当时没有核磁共振对其进行细致检查；事实上，当时的巴西，连运动医学都没有。我们不知道他伤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疗。我们只知道在伤处敷上冰袋，抬高它，听天由命。不消说，父亲的膝伤再也没有痊愈。因为无法再度出场比赛，父亲很快就被俱乐部解雇，回到了特雷斯科拉松伊斯的家里。父亲从此就靠打短工挣钱，家里的生计常常难以为继。

　　即便是在境况最好的时候，家里的生活也很艰难，现在父亲回到了家里，养着膝盖，希望它能痊愈，从而能够再次返回米内罗竞技或者其他赚钱的俱乐部里踢球。我理解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认为这是能给家人像样的生活的最佳途径。但是，因为他不再踢球，家里就几乎没有了收入，而在上世纪40年代的巴西，又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体系。更严峻的是，家里又多了两张吃饭的嘴——我的弟弟雅伊尔、妹妹玛利亚·露西亚又出生了。另外，祖母安博罗西娜、舅舅豪尔赫也搬来与我们同住。

　　我们兄妹几个都穿着二手衣服，有时候甚至是穿用装麦子的麻袋改成的衣服，也没有钱买鞋。有时候，家里仅有的食物就是面包加上一片香蕉，有时则是舅舅从工作的杂货店里带回家的大米和豆子。而与很多巴西人相比，我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因为我们从未挨饿。并且，家里的房子还算宽敞，全家人并未住在贫民窟（用巴西话说，是favela）里。但是房子的屋顶漏水，一下雨就满地是水。全家人始终是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因为大家——包括两个小孩子在内——都不知道下一顿饭从何而来。任何经历过这种贫困的人都有这种体会，这是一种忐忑、一种恐惧，一旦进到你的骨头里，就永远摆脱不掉。说实话，时至今日，我有时候还有这种感觉。

　　搬到巴鲁之后，家里的境况稍稍有了好转。父亲在卡萨卢西塔尼亚商店找到一份工作，其老板正是巴鲁竞技俱乐部——BAC——的老板，而BAC是巴鲁两支半职业球队之一。周一到周五，父亲就在商店里干着跑腿打杂的活，煮咖啡、送咖啡、寄信等等。到了周末，他就是BAC的明星中锋。在球场上，父亲展现出了曾经一度让他接近成功的足球才华。他攻入了很多进球，1946年他带领BAC得到了圣保罗州的半职业联赛冠军。他还有种非凡的魅力，即便经历了足球生涯的厄运，他仍保持优雅和勇气。巴鲁的每个人都认识他，喜欢他，而我也总被人认出是“唐丁霍的儿子”。但家里的日子还是很难，我甚至想——如果不能为家里的饭桌上带来食物，名气管个什么用。

　　为什么父亲不去学另一门技能，从事另一种职业？足球就是这么慷慨，又这么残酷。中了足球的魔咒，就永远没有脱身的时候。当父亲发现自己的梦想已近破灭，他就将自己的身心和梦想都放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踢这里。”他说着，指着家里墙上的一个点。如果我踢出的球击中了目标，他就会咧嘴一笑，接着又沉下脸来。“很好！换另一只脚！”砰！“用头顶！”砰！就这样，一连好几个小时的练习，有时直到夜晚，就我们两个人，我和他。这些都是足球的基本功：盘带，射门，传球。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机会到镇上的球场里练习，就找块空地练起来：家里的小院子、外面的街道（即鲁宾斯·阿鲁达大街）都是我们练球的场地。有时候他给我讲自己比赛的经历，有时候则是给我演示学来的或自创的动作。偶尔他还会给我说起他的哥哥，父亲说，他哥哥是一个中场球员，得分能力比他还强，但在25岁就去世了——纳西门托家里又一个前途无量却中道夭折的惨剧。

　　大多数时候，我们就是在练球，学习足球的基本技能。回头想想，有些练习十分有趣，其中有一个就是将足球挂在树枝上，我一连几小时用头顶它。但跟父亲教我如何用头将球顶入球网的技术相比，那就是小儿科了。他会双手抱球，用它一遍遍砸我的前额，嘴里还说：“别眨眼！别眨眼！”他的观点是，要想把头球练好，首先就是在顶球时睁着眼睛。他甚至对我说，只要是在家里闲着没事，就要拿球自己砸自己的头。我听他的话，就这么做了，现在想想，当时的样子一定很滑稽。但是，很显然，父亲认为这种练习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对的，这种训练使我在职业生涯中获益匪浅。

　　除了头球，父亲还重点让我学会两种技能：一是在控球时将球控制得离身体越近越好；二是不管什么动作，双脚要做到同样好。

　　为什么他要重点强调这两个技能？也许是因为我们受到练习场地的限制——巴鲁的街道、后院、小巷等等。也许父亲意识到我瘦小的身材。成年后，我的身高只有1.70米，即便在那个时候，我的身高也算是比较矮小的。所以，跟父亲不同，我在球场上没有身体优势。如果我不能将对手撞开，不能比他们跳得更高，那我脚上的技巧就得比他们更好，我得学会将球变成身体的延伸。

　　说实话，父亲教我这些其实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因为母亲很不愿意她的长子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在母亲看来，足球就是一个死胡同，是一条通往贫困的道路。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全家人。她想让我把空闲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从过去到现在，她一直就像是坐在我们肩头的天使一样，总在鼓励我们去做正确的、高尚的、有益的事。她想让我们过得更好。所以，开始那几年，每当她逮到我踢球，就会痛骂我一顿。

　　母亲良苦的用心阻挡不了父亲和我。她又能做什么呢？我们父子二人都中了足球的魔咒。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仍是在小院子里练球。母亲走到旁边，双手叉腰，听天由命般长叹道：“嗯，真好，又把你的大儿子拉进去了。等他吃不上饭的时候，可别跟我抱怨说后悔没让他学医、学法律！”父亲则抱着她的腰，笑着答道：“别担心，塞莱斯特。等他把左脚练好，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体育梦破灭的父母转而去训练自己的儿女重走自己的道路，也常常伴随着风险。有的孩子厌恶这种期望所带来的压力，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原因很简单：我爱足球。我喜欢脚上有球、脸上洒满阳光的感觉，还有队友间的友情、进球后全身过电一般的兴奋……但更重要的是，我喜欢跟父亲在一起。在我们练球的那些时间里，父亲绝不可能认为我有一天会因为踢球而变得出名、有钱，在那个年代，这种想法是绝无可能的。我想，他只是爱这项运动，并想把这种爱传给自己的儿子。他做到了。我想说，我对足球的爱从未衰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