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多诺万走上舞台
历史学家J·加里·克利福德和塞缪尔·R·斯宾塞注意到，在总统呈给国会要求扩充军力的国防报告中，他并没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实事：那就是需要大量的受过训练的人来驾驶坦克，飞机和扛起步枪。这支部队几乎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强制性军事训练和服兵役的体制。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在美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和平时期的征兵法犹豫不决，除非他清楚会在国会通过。相反，一群纽约银行家、律师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官主动参与进来，为“义务兵役制”寻求基础，其将登记注册及招募数百万的美国年轻人。1940年5-6月，罗斯福更专注于其政策的第二个重点，也是更有争议的部分：向盟国提供援助。他目前正在处理来自巴黎和伦敦越来越迫切的武器援助请求，这些设备能够用以应对正在逼近的德军。总统运用各种计谋避开了立法限制，下令运送了大量美国军用物资，包括二十五万支步枪（后来武装了英国国土防卫军），一亿三千万发子弹（美国部队四分之一的库存），八万挺机枪，九百门大炮和一百四十架轰炸机。对于那些支持加强而非摧毁美国国防的议员来说，这样规模的军用物资转移是很不受欢迎的。即便是在美国陆军部，这也是富有争议的。捉襟见肘的美国陆军部理所当然地担心自己的资源被分割出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决策显示出了极大的政治勇气。一些白宫同僚认为这“代表了罗斯福的自杀行为，也还可能代表了整个美国的自杀行为”。
法国沦陷时，公众开始赞成总统关于援助英国的政策，但是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仍然对英国的最终胜利持怀疑态度。很多美国人担心英国很快就会退缩到绥靖政策并谋求和解。富兰克林·罗斯福无法消除这种担忧，特别是当其亲信也持有这种担忧，且得到来自战地的报道相佐证。据州政府官方报道，尤其是乔·肯尼迪从伦敦发回的电报，按照一位国务院官员的话说：“带有很强的悲观情绪……肯尼迪给人的印象是英国已经走到了尽头，并说如果我们美国人要参战，我们会独自背上整个包袱。”
在这异乎寻常的危急时刻，威廉·J.比尔·多诺万走上舞台。多诺万是爱尔兰裔美国战斗英雄。他曾立志在纽约政府谋一职位，但如今忙于其律师业务并偶尔客串一阵外交官。他本可以成为美国的战时情报机构首脑，但在1940年，他还游离于国家政治的边缘。二战中曾在多诺万手下工作的亚瑟·施莱辛格把他描述为“一位了不起的人，一个魅力、胆识、想象力、乐观情绪以及活力的成功组合……一位不循常理的管理者和果敢的决策者，行动迅速、出谋划策、抢占先机且乐此不疲”。换句话说，他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有很多共同个性特质。但除此以外，多诺万和总统就大相径庭：他是天主教徒，共和党成员，出生在布法罗的工人阶级家庭，而不是哈得逊河谷中的上流社会家庭。
多诺万是爱尔兰移民的第三代。祖父于19世纪40年代因爱尔兰土豆大饥荒从库克县移民到美国。他们最终在纽约西部兴旺的布法罗市定居。该市备受新移民青睐，因为湖边繁忙的磨坊、谷仓和仓库能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多诺万的祖父蒂莫西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据说也是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反英运动芬尼亚的支持者。他在轮船的谷物舱当上了斗式升降机手。在家中，他反对饮酒并推崇个人行为自律。和他重名的儿子起初是一名火车轮机工，最终成为一名重要枢纽车站的调度长。因为他遗憾自己缺乏教育，便收购了一个收藏有莎士比亚、但丁和狄更斯作品的图书馆，并一跃成为一名共和党成员。他和他一样爱读书的爱尔兰美女安娜·利蒂希娅·伦农结为连理。
和大多数居住在布法罗市的爱尔兰人一样，多诺万家族居住在城市的第一行政区。这是一个条件艰难的部落式社区。从加拿大吹来的寒风在横扫整个伊利湖后，猛烈地席卷了这个社区。威廉·多诺万于1883年的新年出生于这样一个地方。后来，当他确定加入罗马天主教时，他将约瑟夫作为了自己的教名。他们家有九个孩子，最终却只有五个孩子活了下来。全家住在祖父母房子的二楼，直到他们存够了钱，搬出了第一行政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