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体制改革 包括六个方面

　　徐明棋（上海自贸区研究协调中心秘书长、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上海自贸区体制改革的重点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就是政府对投资的管理进行了改革。截止到6月底，进入自贸区的外资企业1245家，92%都是属于负面清单之外的，直接到自贸区登记注册，就可以从事相关的经济活动了。8%左右的负面清单之外的需要即使需要审核，也有很多便利化措施。对外资的监管也同样适用于对内资，所以在自贸区成立到现在9个月的时间之内，一下子就有1万多家企业。如果没有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每个企业的登记注册投资都要经过审核，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有1万多家企业进入自贸区。投资管理机制改革已经逐渐走向制度化，接下来会向全国推广。

　　实际上，自贸区有关部门以及上海市政府投入重大力量进行推动的是事中事后管理体制改革。因为中央要求，让市场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要让政府发挥好它的职能，目前包括六个方面。

　　一是国家安全的审核制度。未来安全审核按照什么程序来审，外资投资是每一个项目都要审，还是对于负面清单之外的项目进行审核，什么机构来审核，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专门机构？还是这个机构在各地有派出机构？目前还在酝酿讨论过程中。

　　二是反垄断，通过反不正当竞争的体制，对企业的运行进行适当的监管，目前国家发改委、工商管理总局都有该职能。

　　三是构建诚信管理体制，自贸区已经利用上海市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企业信息能在授权基础上便利查询，通过市场对不诚信的法人、机构、企业进行相应的惩处。

　　四是构建信息共享及政府监管统一执法的职能。政府有十多个部门有管理企业的职能，自贸区准备将所有部门归在一个平台上，各个部门的信息全部公开，如果这个体制构建成功，将大大减少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成本，而政府也会因为信息互相沟通后监管得更为严格。目前这一体制尚未完全实现，因为部分部门由中央垂直管理，还需要协调。

　　五是改变现在企业的年审制度而变成年度信息的公布制度，目前已经开始执行，但具体公示哪些内容还在讨论，因为很多不是上市企业，需要保护其隐私和商业秘密。

　　六是让社会组织参与综合监管。行业组织、中介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参与对企业的监管，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服务企业。

　　事中事后监管体制的构建，不但是市政府和自贸区管委会的重点工作，也是可能在一周年时向全国推广的经验。

　　国家急需自贸区

　　提供六大试验平台

　　石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建立了一个低层次市场快速成长的体系，让低层次的劳动力和人口源源不断的进入城市，进入工商业。然而在至少同样重要的高层次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却没有成功。没有良好、健康、稳定、持续的要素市场，要想发展自由贸易体系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高层次市场，而高层次市场就需要用更开放的体系，用更好的自由贸易的机制，来触动它，拉动它，倒逼它。这就是上海自贸区出现的原因。

　　目前国家急需自贸区提供六大试验平台。第一，是让超经济强制真正借自贸试验正式退出市场的平台，没有这个平台，就很难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定位。第二，是让一部分企业重新走出去的平台。迄今为止走出去的战略是失败的，因为全部都在赔钱。因此，能否借自贸试验，让有实力、有国际洞察力、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借助这一平台，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地走出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第三，让人民币自由结算的平台。先在主导货币体系当中选几种货币率先突破，实现其与人民币的自由结算。第四，让经济体制释放出新的制度红利的平台。过去三十多年，我们靠的是低成本的制度创新，产生了巨大的制度性红利，红利取决于制度运行的效率和制度运行的成本，自贸区就是要用最低成本的制度创新来提供最便捷的贸易。第五，培育新增长模式的平台，第六是综合改革配套的平台。如果我们有了这六个平台，并且能够在有限期限内出现良好的开端，为今后中长期的继续试验与推广打下良好的基础，上海自贸区就成功了，或者说接近成功了。

　　负面清单修改

　　对接中美双边谈判

　　龚柏华（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上海自贸区2014版负面清单已经公布，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现在进行到第14轮了，这两件事上去没有什么相关性，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首先，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应该高度仿制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模式和理念。

　　上海自贸区肩负的是中国改革试验的重任，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有很多制度创新层面上的东西，例如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竞争中立，民营企业公平公正环境的待遇，和法制性的建设。在这一背景下，上海自贸区也需要“高大上”。

　　2013年7月举行的中美第五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谈判模式与美国进行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而当前我国对外商投资管理的模式，实际上是采取正面清单，甚至正面清单也没有。高层已经下决心还要改变这一现状，所以负面清单对政府来说意义很大。但负面清单的出台一定要仔细想，想清楚，不仅考虑当下还要设定好未来空间。比如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中，就要考虑金融开放问题。这些制度如何设计？如果自贸区能够试一试、做一做，提供经验教训，这个意义非常大。所以两者一定要紧密结合起来。

　　第二个，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要逐步成为非禁即可的穷尽清单。2014版相比2013版，从190项减到135项，调整率是26.8%，开放率是17.4%，相比外界的期望还不够。最终要引出的是政府权力清单，把政府权力关在自己的笼子里，再隐身到社会，再可复制、可推广开来。

　　最后一点，负面清单的修改要体现法制化。

　　转变生存能力

　　争取更大红利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

　　上海自贸区究竟能做什么？我想应该是通过开放，来倒逼我们探索一条作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所应该进行的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政策补贴、政策红利，在全球的舞台上继续拼搏这一场全球化的红利。如果中国永远以自己的利益来拒绝全球的游戏规则，可能我们生存的空间会越来越小。所以如何在上海自贸区通过中美战略谈判，接受一定的高标准，为我们将来生存空间打下基础，这可能就是上海自贸区的意图所在。

　　用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来倒逼我们转变生存的能力，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是一种非常健康有效的做法。事实上，我们有可以争取的大量红利。

　　第一个就是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海归人才和今后很好训练的高校人才，如果这些人才能服务于自贸区的创新业务，再带动区外创新的话，就能形成完整的、健康的、高附加值的价值链，形成长期利好的投资环境。

　　第二个红利来自于全球化。中国如何应对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化？我们有两种方案，上海自贸区也在不断做两种尝试，第一就是自贸区能够建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平台，用投资全球化红利替代贸易全球化红利，另外一点就是要素知识产权，以服务要素为代表，去替代商品要素，去争取新的全球化的红利。

　　第三个，我们要通过培育一个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在资源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中，让那些没有战斗力的“僵尸”企业、“僵尸”机构，退出占有资源的市场，一旦市场出现了结构优化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曾经拥挤的、稀缺的资源变得多起来。我在很多场合说过，中国应该接受违约率，违约率背后恰恰是中国金融体系优化的表示，违约率恰恰是优胜劣汰的一个机会，未来资源的红利将通过优势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原则。

　　第四个红利，就是市场规则的调节，摒弃过去金融歧视性的服务方式，转而尊重市场活力。

　　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不是上海自贸区现在能做什么，而是未来能做什么。所以不要在“现在能做什么”的前提下去设计制度，因为在目前市场格局扭曲的背景下，所安排的制度环境也是扭曲的。上海自贸区的未来是宽广的，只要安排好最重要的制度建设，未来业务的开展只是时间问题。

　　本报记者 张钰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