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殊 江苏常熟人，1924年10月出生。复旦大学外文系肄业。1946年到苏北解放区工作。1948年10月起，任新华社驻华东野战军记者，参加了淮海、渡江、上海战役的报道和朝鲜停战谈判的报道，还参加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的报道。1956年5月起，历任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加纳、几内亚、马里、刚果、古巴等国记者。1969年10月任新华社驻联邦德国记者，为促进中国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发挥了作用。1972年10月调外交部工作，任我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参赞，1974年任大使。1977年1月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197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0年任我国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大使，驻原子能机构代表。1986年11月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1988年离休。著有《15年驻外记者生涯》《五洲风云纪》《静夜思故人》。

　　不知不觉，我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了。回顾我的一生，在六十多年前我还是在上海的一个大学生，同很多年轻大学生一样，怀着满腔的热情和理想自己单独出去闯天下。在五十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中，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的崎岖和曲折，艰辛和风浪，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和挫折，意外和失望，终于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在二十多年前我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同很多的同学和同事一样，深深地感到人生道路不是平坦的，需要不断努力以及勇气，沉着和毅力。

　　不谙世事的大学生

　　我是在1942年考入当时还是私立的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的。系主任是戏剧家顾仲彝先生，我最欢喜的是他应同学们的要求而开设的编剧导演课，一心想在毕业后做戏剧方面的工作。当时，日本侵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占领了早已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在经历了三年多日本侵略军的横行不法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又换来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我像很多大学生一样，受到了进步力量的影响，对时局和个人前途很苦闷，决心自己单独出去闯天下。

　　那时，由美国五星将军马歇尔、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部成立不久，在苏北解放区的淮阴也建立了小组，解放区需要英文干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不少同学已到了那里工作。我和另一个同学顾亟经地下党的介绍从上海到了淮阴，可是国民党早已准备发动内战，调停小组也要散伙了。我们欢喜戏剧，向领导上提出到军区文工团去。他们研究后说边区政府教育厅需要人，要我们到那里去工作。 

　　于是我们就到了教育厅，一些天后进了他们新举办的师资培训班，准备三个月后到新解放的地区去担任中学老师。可是还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军对苏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培训班同边区政府一起都解散了，领导上要我们到军队报到分配工作。军队同志看了我们的履历表后说，部队文工团人已不少，你们还是到军区卫生部的医校和医学院去教书吧。医校主要是学医务，英文只要懂一些病名、药名等就可以了。我的工作很少，一年多以后，几个队的学生都先后毕业到前方医院工作去了。正好当时部队已转入反攻，野战军的新华社前线分社要调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去经过短期培训担任军事记者，卫生部领导就推荐了我到这个新的工作岗位去。

　　学当军事记者

　　我到解放区两年多来已转换了好几个单位，原来想做戏剧工作的愿望只能放弃了，我对做新闻工作很有兴趣，但还是一个新手。现在说起来也很奇怪，我当新闻记者的第一课不是在大学的教室里，也不是在报刊的编辑部里，而是在战场上学的。我在1948年10月到前线分社报到以后，看到同我一起调到分社来的已有十多个人。分社副社长邓岗同志在见面会上对我们说，前方战事紧张，你们培训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月。他还强调说，分社以及各个军新华支社的一百多个记者大多连一个月也都没有培训过。他们都是在战场上学的，而且也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学好。当好军事记者，当然要思想敏锐、文字熟练，但更重要的是同战士同生死共甘苦。我们就把农民家里的一间堂屋作为教室，在四张床铺之间放上一排长桌子，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学习。主要是自学讨论，先学了有关新闻报道的基本知识和部队采访的工作纪律，听了分社编辑部和采访部领导同志的工作介绍，然后请前方老记者来给我们谈了部队采访的经验，都强调了同战士密切打成一片的重要性。一个月后我们按期“大专”毕业，就分别到部队去体验生活和采访实习。

　　我采访实习的第一课正好碰上了淮海大战。副社长丁九同志出于对我的爱护，说你还没有军事的经验，先去战俘管理所采访，不到第一线去。他还说，这次去主要是体验部队生活，报导能写多少就写多少，不必着急。因此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歼灭黄伯韬兵团和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时，我都是在采访国民党军的俘虏。到第三阶段围歼邱清泉兵团时才到第一线去，部队指战员对我这个新兵都很照顾，教我怎样听炮弹和机枪子弹的声音，判断它们的远近和怎样躲避它们，等等。在进攻开始时，还要我后撤到团指挥所，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我写了一些报道都不成功，分社采用很少，但体验了部队生活，也学会了不少军事知识，给我做军事记者打下了基础。几个月后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我跟随进攻吴淞口的部队采访，分社采用了我三篇报道，其中有一篇还受到新华总社的表扬。

　　当了驻外记者

　　在后来的抗美援朝的战争中，我有两年多采访了美国战俘营和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1954年回到北京新华总社后，就从国内部转到国际部当编辑。当时，新华社正计划扩大国外分社，“把地球包起来”。一年多以后，我被派驻到巴基斯坦当时的首都卡拉奇。我虽然在大学里学的是英文，但已多年不用，几乎都忘了。我不单要学国外采访，交外国朋友，又要学英文，熟悉印度巴基斯坦的口音，甚至还要学开车、跑电报局之类。一年多后，终于逐渐可以应付了。

　　亚非会议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起来，周总理要求新华社派记者去。我在1958年底又被调到还都是殖民地和自治领地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去采访和建立新华分社，先后到了加纳、几内亚、马里、多哥、刚果、尼日利亚等，除了新闻报道外，还要研究当地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了解在独立后同我国建交的可能性。这个地区说法文比说英文要多，我虽然在大学里学过作为第二外国语的法文，但时间太短，我也很后悔没有好好学，所以又要用很多时间来学法文。可是局势发展很快，在两三年内大多数的国家都取得了独立，并且同我国建了交。周总理很重视，要求把最好的外交官派到那里去，并且告知使馆认真研究当地的情况包括民族宗教的情况。

　　我国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逐渐开展起来，可是当时除了古巴以外，我国同这个地区的国家都没有建交，新华分社也很少。我在1962年初又被调到拉美地区去采访和开辟分社，但当时拉美地区同亚非地区的情况不太一样，美国影响很大，很多国家不给签证，有些给了也只能短期访问，不同意长驻。因此我只能到古巴担任常驻记者，等待局势的变化，并且利用这个机会学西班牙文。我有机会参与见证了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和震惊世界的加勒比海危机。

　　在1964年我回到了北京，一年多后，我刚刚被通知去伦敦担任记者，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文革”就开始了，我成了“三反分子”，同许多干部一起被送到了劳改队去劳动。我长期在国外工作，避开了国内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但对国内政治斗争的情况很不了解，对这个突然而来的打击想不通，情绪很低。两年后，我虽然得到了“解放”，但思想上还是很心灰意懒。

　　成了驻外大使

　　1968年中，周总理发现新华社国外分社的首席记者都已回国参加“革命”，大多数分社已空无一人，在一次会上要求立即派出记者恢复工作，而且记者中要老中青三结合。当时新华社已实行军管，很快成立了派出小组。当时，出国审查很严也很“左”，成份出身好的小青年容易通过，所以前三批派出的记者都是年轻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就困难多了，没有半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是不可能通过的。我是老记者中的第一个，虽然我没有在旧社会里做过事，也没有海外关系，也用半年时间把我的上下左右几代人都查了一遍，连我在上海读大学时在报刊上发表的小文章也都查过了，证明我不是叛徒特务也不是反动文人，但在能否派出，派到哪里去，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负责国际部的造反派说，“像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上山下乡三年才能派出去。”还有的老编辑写信给军管小组说，“这样的三反分子不能派到国外去。”还有人告发我是“五一六分子”。但各方面还是明白事理的人多，经过反复讨论我还是被通过了。1969年10月军管小组的同志通知我去西德担任记者，使我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我过去在亚非拉工作，不懂德文也没有研究过德国问题。他向我解释在那里的记者刚刚发现了癌症，要马上回国治疗，那边还没有建交，只有一个新华分社，所以要我在年底以前赶到那里去。我考虑到当时内外的情况，虽然觉得不太合适，还是同意了，但对能否做好工作，一点也没有把握。

　　当时我国同西德还没有建交，关系也很冷淡，新华社1958年同德意志新闻社达成交换常驻记者的协议后在波恩建立了分社，没有其他的机构，因此分社成了了解情况和转递信息的唯一渠道。

　　我到波恩后开始时工作困难很大，要熟悉情况、广交朋友，又要办理各种联络事务工作。西德重要报刊和电视台都是德文的，很多老一代的西德人士英文说得好的很少，我又不懂德文，严重影响工作开展。那时我已四十五岁，而且由于学外文的问题在“文革”中受到“只专不红”的批判，不知做了多少次检讨。我实在不想再学德文了。可是不懂驻在国语言，采访难以深入，最后不得不下了决心来学。渐渐学会了看报刊和一般性谈话，工作就方便多了。后来，研究较为深入了，朋友多了，对情况也熟悉起来了。

　　当时，我写了不少研究报告给国内参考，而且为发展两国关系传递了不少的信息，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没有想到在1972年8月两国决定举行建交谈判时，周总理要我担任了谈判代表，经过四十天的谈判双方草签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在1972年10月西德外长应邀到北京同我国外长姬鹏飞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后，我就调到了外交部工作，先是担任了使馆的参赞，1974年又担任了大使。

　　现在，回顾我八十多年的经历，真切感到变化之大之多，走过来的不易。较之我很多的同学和同事，他们经历的大风大浪要大得多，艰险困苦也要多得多。当然，现在的内外环境与我们当时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人生道路一样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原来的种种设想也不一定能实现。出去闯天下的大学生、中学生乃至所有的人，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对困难和风浪要迎头而上，不能退缩泄气，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勇气，才能闯出一条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