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早已广为人知。今年是这位著名女作家诞辰110周年，我不禁又想起她早年在申城受到“革命启蒙”和“文学启蒙”的情景……

　　壹 求真理入读平民女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去卷烟厂、纺织厂开展工作，于是陈独秀、李达便商量在沪筹建一所女校，以“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不久，李达寓所后的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号至44号）要出租，他就租下这幢两楼两底的旧式石库门房屋，以作校舍。1921年12月，上海《民国日报》、《妇女声》登载平民女校招生广告，申明“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正就读于湖南岳云中学的丁玲，虽仅差半年就可以毕业，但她得到消息便毫不犹豫地赴沪入学。

　　1922年2月，平民女校正式开学，它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主办，开设多种课程，尤其重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时事政治。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并由他们各自的夫人王会悟、向警予协助处理各种事务；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高语罕、沈雁冰、沈泽民、张秋人等都义务兼课。那时，丁玲是位18岁的姑娘，使用的名字为蒋冰之，她虽初次来申城，但在班里挺活跃，而且学习成绩也较好。

　　平民女校实行半工半读，在刘明义的《王会悟回忆平民女校及早期妇女运动等情况的记录》（1959年6月）中，王会悟如此叙述：“学生三十多人，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为了生活我们组织了四个工作组，有四个工作组长。有的领导缝纫、有的领导作袜、有的领导洗衣”。对于学生的情况，《丁玲自叙》提及：“学校有初级、高级两班，初级班一二十人，高级班六人（另有两人，染有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学不久便离校了），共二三十人，我在高级班”，“低级班学生住校，我们高级班六个人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客堂楼上”；“学校除上课外，还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搞些社会活动”。

　　平民女校开设有语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经济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课程；但更重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时事政治，张太雷、刘少奇等都为学员作过报告。平民女校常组织学员向社会进行演讲，声援工人运动。丁玲在晚年还清晰记得：“那年马克思生日，开纪念会……工人闹罢工，我们到马路上去捐钱，跑到浦东纱厂去讲演，劝工人坚持罢工。我的湖南口音女工们听不懂，张秋人给翻译。”由此可见，平民女校对丁玲早期的思想转变有很大促进，她是在这里接受“革命启蒙”的。

　　同时，平民女校语文教材多为进步报刊所载的文学名作、译文和评论；语文教员陈望道敢于改革，采用与一般国粹先生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倡导作文首先重见义，其次重文字，这些对丁玲以后从事文学创作不无帮助，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也是在这里获得“文学启蒙”的。

　　1922年底，由于经费极困难，平民女校停止活动。丁玲先去南京，接着又进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合作的上海大学。几十年后，她仍深切怀念平民女校，并感叹：“学校未能坚持下去，是很可惜的。”

　　贰 白手起家办出版社

　　1924年夏，丁玲在北京与胡也频相识。那时，丁玲正为心爱弟弟的夭折而痛苦万分。胡也频为了安慰她，送上一束玫瑰，并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由于生活窘迫，丁玲返回湖南老家。胡也频闻讯，也向朋友借钱赴湘，当他风尘仆仆出现在丁玲面前，她被深深感动了，爱情之门终于开启。数月后，丁玲与胡也频结婚。1928年下半年，丁玲和胡也频来到上海。经过潘汉年介绍，两人开始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翌年初，他们与沈从文一起租用上海萨坡赛路204号（今淡水路280号），创办红黑出版处；胡也频主编《红黑》月刊，丁玲协助沈从文主编《人间》月刊，并一起出版“红黑丛书”“二零四号丛书”。《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提及：“1928年夏天我和胡也频从杭州到上海，沈从文就讲是否办一个刊物。那时候我们住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96号，沈从文住在附近，常来我们家。这时，正好胡也频的父亲来上海，带了一千元钱来，是一笔卖房子钱，想投资入股到一家叫‘小有天’的福建菜馆。胡也频便和他父亲商量，借这一千元钱开书店，讲明三分利息，他父亲同意了。于是，胡也频、沈从文和我就用这笔钱办刊物，取名《红黑》。”沈从文的《记胡也频》也讲到：“那里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

　　最初，他们欲将刊物定名为《红黑创作》，由于不想仅限于创作，便改为《红黑》，而“红黑”是借用了湘西土话的含义。创刊号上，胡也频对此特地作了说明：“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的意思，‘左右’的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这意义，是再显明没有了。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1929年1月，《红黑》月刊和《人间》月刊创刊号出版，三人到上海各书店察看销售情况，《红黑》月刊第一期就卖出近千册，这在那时是很可观的了。同时，丁玲编选的《也频诗选》也作为红黑出版处的第一本书推出。

　　施蛰存的《滇云浦雨话从文》回忆：“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租住了两间房子……他们在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红与黑》。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彼此相去很远，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丁玲、胡也频、沈从文都挤时间写了不少作品，除在《红黑》月刊、《人间》月刊发表，还以“红黑丛书”和“二零四号丛书”名义出版了7种小说单行本。由于许多书刊批发给一些书店，钱却迟迟收不回，红黑出版处勉强支撑了大半年不得不歇业，《红黑》月刊共出版8期，《人间》月刊约出版四期。不久，为偿还近千银元的债务，沈从文到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胡也频到济南的一所高中教书；丁玲在申城逗留一段时间，也去了山东。

　　叁 主编“左联”机关刊物

　　1930年5月，丁玲、胡也频返回申城，一起参加“左联”。他们住在上海昆山路昆山花园7号，这是一幢红砖洋房，四楼最西侧的那个房间就是两人的寓所。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在上海租界内的东方旅社出席党的秘密会议，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当晚，丁玲一直苦等着，却始终未见丈夫回家，她后来写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说：“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啊！我的孩子！”丁玲得到胡也频被捕的确切消息后，反而冷静下来。2月7日晚，左翼青年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等24人被秘密杀害于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院。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擦干眼泪，继续坚守文艺阵地。党组织要求她筹办和主编“左联”新的机关刊物。她接受任务后，立刻全身心投入工作。经紧张筹备，《北斗》创刊号同年9月20日在沪同读者见面。这份大型文艺杂志16开本，每月出版一期，由上海湖风书局发行，辟有小说、戏剧、诗、杂感、世界名著选译、小品、通讯等栏目，并注重培养文艺新人，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讨论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丁玲在创刊号《编后记》中说：“现在可以读的杂志太少了。我自己就感到这方面缺少的难过。所以我立志要来弄出一个不会使读者过分上当的东西。”

　　丁玲主编《北斗》期间，得到鲁迅、瞿秋白等的支持。鲁迅的《写于深夜里》提及：“1931年——我忘记月份了——创刊不久便被禁止的杂志《北斗》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一个母亲，悲哀地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纪念。”除推荐版画，鲁迅还以笔名在《北斗》发表十余篇杂文和译文。瞿秋白则用笔名为《北斗》撰写杂文《乱弹》，从第一期起连载。此外，主要作者还有周扬、田汉、夏衍、郑振铎、沈雁冰、冯雪峰、钱杏邨、张天翼等。《北斗》富有时代气息，第三期的启事这样写道：“发行未久，已被国内外读者所称许，公认为1931年我国文坛唯一的好刊物。”但由于遭国民党当局查禁，仅出版了8期。

　　1932年3月，丁玲实现夙愿成为中共党员，后来又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5月14日，丁玲遭国民党当局秘密绑架，并被幽禁。5月24日，上海《大美晚报》率先登载了关于丁玲“失踪”的报道，震动全市，人们都很担心“左联五烈士”被枪杀的一幕再次重演。为此，上海文化界发起一场影响极大的营救活动，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沈从文等30多位文化名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丁玲等。1936年9月，丁玲获得自由，中旬乘火车抵沪，冯雪峰派交通员到站接应。

　　肆 毅然由沪赴陕北

　　不久，丁玲决定前往陕北，在启程前冯雪峰向她转交宋庆龄赠送的一笔旅资。1937年2月，丁玲从上海来到陕北，她很快与成仿吾等一起负责编辑《二万五千里》。同年夏，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的《文摘》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文摘》杂志第二卷第二期)发表记者任天马在陕北采写的《集体创作与丁玲》，最早公开披露这部长征回忆录的编辑情况：“起初由参加长征的人自由用片断的文字叙述长征中的史实，在几千篇短文中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由这几百篇作品加以淘汰只剩下百余篇佳作，再按历史的次序排列起来乃集合成了一部长篇巨著。这长篇巨著，经过丁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剪裁后，始成为现在正式的初稿。”文中还提及，丁玲在谈她近期生活时说：“在这里可以比在外面更自由些，更有趣些，没有什么拘束。也许正是因为这里一切都不受拘束，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乃得写就了它的初稿。”

　　近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保管的《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被影印出版，它既清晰展示了稿本的原貌，也生动反映了红军将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丁玲生命中的一段宝贵时光，能与这部反映长征的“英雄史诗”联系在一起，是很值得她引以为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