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在浩若烟海的朝鲜战争的史料中，有一个细节也许并不那么引人注意：当年，彭德怀坐着一辆小汽车孤军深入，成为中国志愿军大军真正意义的“先锋部队”；而这辆小汽车的司机刘祥、陪同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便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六十多年过去，和彭德怀一起在朝鲜的烽火岁月也凝成他们生命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1950年10月19日黄昏时分，中朝边境的小城安东（今丹东）乌云密布，飘起微微细雨，已是深秋时分，刮起的风也让人感到微微寒意。鸭绿江大桥边上，有一个简单而特殊的送行仪式：“到了江口上，邓华、洪学智、解方、韩先楚、杜平等几个送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首长，有几个人在江边和彭总握了一下手，我们马上上车就走了。”初秋的北京，在军事科学院一间办公室里，杨凤安老人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幕。杨凤安是河北人，解放战争后期才来到彭德怀身边工作，担任军事秘书。

　　用“行色匆匆”来形容10月19日这一天的彭德怀，再恰当不过：拂晓时分，彭德怀乘坐小汽车离开下榻的北京饭店，直奔西郊机场；9点左右，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彭德怀和高岗立即驱车去东北军区司令部，研究确定了部队入朝开进的部署；当天下午，在四架米格—15战斗机的护航下，他和高岗又乘里—2型飞机，到达安东机场。

　　“下了飞机我就看到一帮人围着一个首长，然后他就坐到我车上了，表情一直挺严肃的。我一看，心说这么凶，这么威风，心里就有点慌。说实在的，那时候我连个团长都很少见到，我只知道这肯定是个大官，但到底有多大，我也没概念。”前一天夜里，驻在苏家屯的十三兵团某汽车班班长刘祥接到通知，让他到团里去一趟。“通知我的人让我把东西带着，到连部里去打包，谁也不要惊动。”到了沈阳，一个瘦瘦的人告诉他，“任务很重”，开小轿车到机场接一位首长。

　　时隔六十多年后回忆，刘祥笑着承认，听到自己的任务，他当初是“强烈的抵触”。1931年出生的刘祥，从辽沈战役时期开始开车，“都是（开）大卡车给前线送炮弹”，后来“从东北一直开到了海南岛”。1950年刘祥换成了一辆小车，因为出了一个小事故被领导批评，他闹情绪要回去开大卡车。在领导的“思想政治工作”下，他才勉强接受了任务。

　　就在彭德怀动身时，志愿军主力已开始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被照明弹照亮的江面上，部队、民工和汽车、炮车不间断地往江对岸流动；江对岸的朝鲜新义州那一端，也远远地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爆炸声。

　　于是，杨凤安和两个警卫员，与彭德怀一道，坐上了刘祥开的嘎斯汽车，穿越鸭绿江大桥；通讯处长崔伦带着一部电台、两个译电员和三个报务员，坐着一辆大卡车紧随其后。车的旁边是齐刷刷的军队，嘎斯车和大卡车驶过行车队伍队列，不开灯，不鸣笛，战士们也意识到这两辆车有些不同寻常，纷纷避让。车上的彭德怀，还没来得及换上人民解放军将军服。仍身着从西安出发时穿的旧呢子黄军装。而刘祥只记得那位陌生的“首长”一路上都紧锁眉头，陷入深深思考。

　　车子很快穿过了鸭绿江大桥，到达朝鲜新义州。“新义州那时候黑乎乎一片，到处被炸得一片狼藉。”杨凤安回忆。街上也看不到一个行人，汽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这时才发觉在安东匆忙上车时，没有把翻译带上。“人生地不熟这语言也不通，我们正在那着急的时候，几个朝鲜人民军来了，我估计可能是接我们的，一问起来，果然是他们的外务相朴宪永派他们来接我们的。”

　　“他们肩上都扛着大牌子，可能是将军，后边跟着好几个人。将军就到彭老总跟前敬个礼，让彭老总下车，坐他的车。彭总摆手不坐，说‘走吧’。”刘祥说。来的人是新义州委员长，在他的办公室，彭德怀与朴宪永见了面。几天前，朴宪永专程到沈阳向彭德怀介绍了朝鲜的战局，他还向中方人员介绍，金日成正在朝鲜熙川附近一个隧道的客车厢里指挥作战，等彭德怀一到朝鲜，就由朴宪永带路去熙川和金日成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