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职工篆刻小组

　　1961年，在马悦组织下，上海电影机械厂成立了“职工书法篆刻活动组”（另有“无线电研究小组”和“业余摄影小组”）。这个活动组的组长由厂里的工会主席担任，副组长才是懂书法、篆刻的高式熊。

　　当时，一方面高式熊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另一方面对于一个职工兴趣小组而言，这位书法、篆刻的辅导老师堪称豪华——爱好书法篆刻的学员们应该注意到，1962年，上海青年宫首创书法篆刻学习班，高式熊是与沈尹默、白蕉、拱德邻、潘学固、胡问遂、方去疾、钱君匋、单晓天等一起执教的。

　　十几人的活动组，每星期一个晚上，下了班留下来开展活动，主要由高式熊教篆刻。高老师指导有方，学员们进步神速。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及时得知，有这样一批从勤杂工、车工、技工到书记的篆刻爱好者在最基层活动，就邀请他们参加了那年3月举办的“上海市书法篆刻作品展览会”。高式熊接到任务，连夜加班粘贴好厂里篆刻小组成员分刻的毛泽东《蝶恋花》词句的印花，每方印下都具了作者名（书记某某刻、车工某某刻、技工某某刻、勤杂工某某刻、拍照某某刻等等），第二天一早送到展览会。上海电影机械厂职工书法篆刻活动组学员集体创作的篆刻作品毛泽东《蝶恋花》词句，于是亮相在上海观众面前。

　　职工篆刻小组的新闻，吸引了上海媒体的关注。4月的一天傍晚，高式熊下班刚回到家，就接厂里通知，《解放日报》记者要采访书法篆刻活动组，连忙赶回厂里。莅临采访的记者叫陆国伟（笔名“谷苇”），总支书记负责接待，后来还在厂里拍了一天新闻照片。

　　4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新闻报道《一个工人书法篆刻小组》，图文并茂，加起来篇幅足足有半张对开的报纸那么大。时隔36年，1997年，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谷苇先生发表文章《印坛驰骋“老少年”》，回忆起这一段久远的往事：

　　五六十年代，我任职于《解放日报》，较长时间从事文艺采访，也常为报纸副刊写点小文章。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当局想到应该“与民休息”片刻了，一时报纸也提倡发表些“软一点”的东西。“八小时以外，还应该有点文化休息生活嘛!”——于是，“发掘”到了上海一家工厂居然有一个“工人篆刻小组”。跑去采访，工厂党总支书记马悦热情介绍说：“这个小组全靠本厂职工高式熊的辅导。”这样，就认得了高式熊先生，当时虽已不再是“翩翩少年”，但还是英气勃勃(至今还是“英气勃勃”)，不过说话之间多少有点谨慎。这是当年知识分子“夹紧尾巴做人”的通常现象，现在则已成为“事过境迁”的当事人之间相互揶揄笑谑的谈资了。这样，高式熊辅导的“工人篆刻小组”就登上了“党报”的显著版面。尽管刊出时，曾受好评，但一到“文革”自然就成了一大罪状，其罪名是：“企图把工人阶级引向封资修泥坑中去”，是“和平演变”的“一大阴谋”云云。老高自然也少不了受到批判，接着我就被送到“干校”战天斗地，从此相忘江湖十多年，直到浩劫过后才重见于海上艺坛。

　　此次采访、登报之后，高式熊更加出名了，外出讲课、篆刻等排满了他的业余生活。

　　记不清是1960年还是1961年，高式熊遭遇过一场不大不小的车祸，回忆起来却没有一点点后怕，反而庆幸“因祸得福”，“一个人的心理问题解决了，精神就好了，没有后顾之忧了！”

　　那年临近国庆节，他骑着自行车经过中苏友好大厦门口，突然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小轿车相撞。人一下子翻滚到轿车前箱盖上，头与轿车的挡风玻璃相撞，挡风玻璃应声而碎，头顶喷出的鲜血染红了白衬衫。他第一次亲眼看见那么多血，而且竟是从自己头顶心冒出来的，顿时吓懵了。交警见状，迅速脱下他的手套，捂住伤口，把他送进第六人民医院抢救。

　　躺在急诊室里，接受了治疗，又被要求录口供、签字。夜深人静，他感觉脑子十分清爽，确认是自己骑着那辆28吋自行车和人家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