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已可以断言，傅抱石先生的山水画，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崭新面貌，其地位堪称新中国山水画的里程碑。而对于人物画，傅抱石亦在年轻时即用功甚勤，其人物画在美术史中的地位应当与其山水画等量齐观，我们今日有幸目睹的《云中君和大司命》，便是此论极佳的物证。

　　傅抱石从年轻时起，便崇尚屈子的精神，更热爱其文学作品。1942年，郭沫若以创作话剧《屈原》激励抗战，鼓舞群众；同样是在1942年，傅抱石壬午画展在重庆举行，总计展出画作百余幅，其中大量与屈原和《楚辞》相关，同样是紧扣时代的文化宣传。如果说傅抱石的“金刚坡时期”，是傅、郭二人创作屈原题材的第一个高峰期，那么，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为纪念中国爱国诗人屈原、波兰天文学家尼古劳斯·哥白尼、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斯、古巴作家何塞·马蒂四位文化名人，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和平大会的消息，则让傅抱石与郭沫若一起迎来了对于自己钟爱题材的一次再创作，是时乃为又一高峰。

　　本幅绘于1954年的《云中君和大司命》，即是傅抱石此时期最为重要的作品。与十二年前相似的是，郭沫若的文学作品《屈原赋今译》在早前付梓；与十二年前不同的是，此时二人的心境早已不似当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而是充斥着“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的建设热情。

　　《云中君和大司命》一作，取材屈原《九歌》中两段，云中君为掌管风雨雷电，“与日月兮齐光”的云神，大司命为掌管寿命长短，“乘清气兮御阴阳”的寿神。将二者结合入画，是十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创作手法——死生亦大，然风云故我，不过两者的完美契合，也是颇费经营的。当然，再创作的表现形式，让作者有了更充足的想象空间。

　　而且，傅抱石作画时，用笔如飞，是其作韵律感强、节奏紧凑的主要原因。一般画家用笔太快，往往难以保证线条质量，但傅抱石急性子，个性豪放，又得益于其喜制印且善制印（自用有“印痴”一印，凡所用印皆自制），终年运刀，使其笔力雄浑，深厚的摹古基础，使其造型准确，熟中带生、拙中藏巧的艺术特点也就应运而生了。

　　除了高古人物的刻画，以泼墨法写就的景物与人物、龙融为一体，当是傅抱石所独创的画法，是对古人泼墨法与线描的一种解构与建构，可谓独居风神。表现风雨雷电，古画中大多只停留在云、雨上，比如米家山，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也让千百年来大部分画家在其范围之内未能跳出。到近代折衷派，尝试以西洋法表现云雨，虽有新奇，但气势不足。傅抱石或许是近百年来最成功的，其能集风雨雷电于一作之内，运用泼墨写意之法，又有细腻勾勒，遵循传统，又能大胆创新。

　　傅抱石毕生所作画作中，尺幅最大的，是与关山月合作，现藏于人民大会堂的《江山如此多娇》，而人物画中尺幅最大的，即是本作。除了尺幅恢弘以外，本作创作于傅抱石艺术的全盛期，画中技法精湛，题材尤为特殊，而人物与风雨更为作者所擅长，因此，本作可以说是傅抱石人物画中最为重要的鸿篇钜制。而鉴于傅抱石的公认地位，此作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重要程度，当不言自明。